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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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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_lz  楼主| 发表于 2012-8-2 23:01:5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寻求结盟:认同的政治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
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似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
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
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
的中心界线。
  冷战时期,一个国家可以不结盟,许多国家是这样;也可以改变结盟,从一方倒向
另一方,有些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根据他们对安全利益的认识、对均势
的估计及意识形态的优先考虑来作出选择。然而,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
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尽管一个国家在冷战中可以避免结盟,但它现在不可能没有认
同。“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每个国家都必
须作出回答。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
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这些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
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对更一般的国家来说也
是中心问题。90年代中期,激烈讨论民族认同问题的国家还有:阿尔及利亚、加拿大、
中国、德国、英国、印度、伊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南非、叙利亚、突
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当然,认同问题在由大量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组成的分裂
国家中尤其突出。
  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
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
同者。冷战时期,在欧洲,文化上属于西方一部分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曾不得不离开
西方,成为中立国家;现在它们则能够加入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欧洲联盟。前华沙条
约组织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将逐渐成为欧洲联盟
和北约的成员国,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排在它们后面。欧洲大国明确表示,它们不想让作
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对欧洲大陆上出现第二个穆斯林国家波斯尼
亚也很不高兴。在北方,苏联的完结刺激了波罗的海诸国家间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瑞典
和芬兰之间新式的(或旧式的)结盟的出现。瑞典首相直截了当地提醒俄罗斯,波罗的
海各共和国是瑞典的“近邻”,如果俄罗斯进攻它们,瑞典不能恰守中立。
  在巴尔干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结盟。冷战期间,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保加
利亚和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成员国,而南斯拉夫是不结盟国家,阿尔巴尼亚是时而乍中
国结盟的孤立国家。现在,冷战中的结盟让位于植根于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文化结盟。
巴尔干的一些领导人要确立希腊一塞尔维亚一保加利亚的东正教联盟。希腊总理声称,
“巴尔干战争使东正教联盟的纽带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联结纽带,过去它潜伏着,随
着巴尔干事态的发展,它具有了一些实际意义。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世界里,人们正在
寻求认同和安全。人们在寻找根和联系以防御未知的危险。”这些观点反映在塞尔维亚
的主要反对党领导人的言辞中:“东南欧的局势不久将要求形成一个包括塞尔维亚、保
加利亚和希腊在内的东正教国家的新的巴尔干联盟,以反抗伊斯兰的侵犯。”环顾北边,
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处理与天主教匈牙利关系的共同问题上紧密合作。随着
苏联威胁的消失,当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在它们的军事均势、它们在北
约和欧洲联盟中的作用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冲突加剧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
“不自然”的联盟实质上变得毫无意义了。土耳其重申了它作为巴尔干穆斯林保护人的
角色,并对波斯尼亚提供支持。在前南斯拉夫,俄罗斯支持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德国鼓
励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穆斯林国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政府,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
波斯尼亚穆斯林及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交战。总的说来,所有的巴尔干人又一次沿着宗教
的界线而巴尔干化。正如米沙·格伦尼所说:“正在形成两个轴心,一个穿着东正教的
长袍,另一个戴着伊斯兰的面纱”,而且“在贝尔格莱德-雅典轴心与阿尔巴尼亚-土耳
其轴心之间”可能存在着“越来越尖锐的争夺影响力的斗争”。
  与此同时,在前苏联境内,东正教的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倾向于俄罗斯,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彼此开战,而它们各自的俄罗斯亲族与土耳其亲族则试图一面支持
它们,一面抑制冲突。俄罗斯军队在塔吉克斯坦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开战,在车臣与
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者交火。前苏联的各穆斯林共和国正竭力发展它们之间的各种形式的
经济政治合作,并扩大它们与穆斯林邻国的联系;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为发展
与这些新国家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
题及它们之间的军事均势问题上仍然是死对头,它们在克什米尔的战斗加剧了,而在印
度内部,又出现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新冲突。
  东亚是六种不同文明的人民的家园,在那里出现了扩充军备的势头,区域争端突出
起来。三个较小的华人地区和国家——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团
体越来越倾向于、介入或依赖于大陆中国。朝鲜和韩国虽然犹犹豫豫但还是有意走向统
一。在东南亚国家中,以穆斯林为一方,华人和基督徒为另一方的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
张,有时甚至发展成暴力冲突。
  在拉丁美洲,经济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三国集团(墨西哥、
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中美洲共同市场——获得了新生,重新证明了欧洲联盟已极其
生动地揭示的一点:当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时,它就走得更快更远。同时,
美国与加拿大力图把墨西哥拉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的长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墨西哥是否能够在文化上重新确认它属于北美而不是属于拉丁美洲。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开始建立新的并重新恢复了旧的对抗和联盟关系。它们
一直在寻求结成集团,并在寻找那些具有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集团。政治家呼唤,
公众认同那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大”文化共同体,包括“大塞尔维亚”、“大中
华”、“大土耳其”、“大匈牙利”、‘二大克罗地亚”、“大阿塞拜疆”、“大俄罗
斯”、“大阿尔巴尼亚”、“大伊朗”和“大乌兹别克斯坦”。
  政治和经济联盟会与文化和文明的联盟永远相一致吗?当然不会。均势的考虑有时
会导致跨文明的结盟,例如,当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联合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抗哈布斯
堡王朝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在一个时代形成的服务于国家目的的联盟形式会
在新时代延续下去。然而,它们可能会变得更虚弱、更没有意义,因而必须调整以适应
新时代的需要。毫无疑矿希腊和土耳其仍将是北约成员国,但它们与其他北约国家的关
系可能会削弱。美国与日本、韩国的联盟,它与以色列事实上的联盟以及与巴基斯坦的
安全关系也是这样。像东盟那样的多文化的国际组织在保持一致性方面,面临着越来越
大的困难。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在冷战时期分别是不同超级大国的伙伴,现
在则重新确定它们的利益,寻求反映它们文化政治现实的新的合作。曾依赖西方支援以
对抗苏联影响的非洲国家,正日益转向南非,寻求它的领导和援助。
  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首先,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它们可能会互相竞争或彼此强化,如亲缘关系的、职
业的、文化的、体制的、地域的、教育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及其他的认同。一个方
面的认同可能与另一个方面的认同发生冲突:一个经典性的例子是,1914年德国工人不
得不在认同国际无产阶级还是认同德意志人民和帝国之间作出选择。在当代世界,文化
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
  单一方面的认同通常在直接的面对面的层面上最有意义。然而,狭隘的认同不一定
与广泛的认同发生冲突。一个军官可以从体制上认同他的连队、团、师和军种。同样,
一个人可以从文化上认同他或她的部族、种族、民族、宗教和文明。较低层面的文化认
同的日益凸显可能会使其在较高层面也更加凸显。正如伯克所说:“对整体的爱不会因
对一排人次要的偏爱而消失……,爱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属于的这一小排人,是博爱的
第一原则(正如过去一样,它是博爱的幼芽)。”在一个文化有其重要性的世界里,排
就是部族和种族群体,团就是民族,兵种就是文明。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文化
界线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
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
  其次,正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论证的,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是个人层
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这一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
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
  第三,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
——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历史上,相同文明的国家或
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对待“像我们”的人的
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彼此打
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打交道的原则。穆斯林对待伊斯兰
国家的人与对待敌对国家的人的态度也不相同。中国人对待华裔的外国人与对待非华裔
的外国人的方式大不一样。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
们”。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来源于:
  1、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
  2、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
  3、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
  4、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讯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
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
人和荷兰人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中东的穆斯林认同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人和车
臣人。整个东亚的华人都认为他们的利益与中国大陆的利益一致。俄罗斯人认同并支持
塞尔维亚人和其他东正教的民族。这些更广泛的文明认同意味着更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之
间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把“我们”区别于“他们”的那些特性。
  第四,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
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
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然而,
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涉及文化问题。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
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
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木可能通过双方都各
自建一个自己的寺庙和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个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庙的调和信仰的建
筑,来解决是否应当在阿约提亚建一个清真寺或寺庙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和东
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关于科索沃的争端,或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的争
端,可能看来是一个直接的领土问题,但它们也都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因为对于双方
来说,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感情的意义。同样,法国当局或穆斯林学生家
长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妥协,即:允许女生在校期间每隔一天穿戴一次穆斯林服饰。像
这类的文化问题答案只有是或不是。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冲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
力,人们需要敌人: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对那些与自
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一个冲突
的解决和一个敌人的消失造成了带来新冲突和新敌人的个人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力量。
正如阿里·马兹鲁伊所说:“在政坛上,‘我们’与‘他们’相对立的趋势几乎无所不
在。”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
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
冲突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共同的文化也促进了共有那种文化的国家或集团的合作,这
可以从正在出现的国家间区域联盟的模式中看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文化与经济合作
  90年代初期人们耳闻了许多区域主义或世界政治区域化的高谈阔论,在世界安全日
程上区域冲突取代了全球冲突。主要大国,如俄罗斯、中国、美国;以及次要大国,如
瑞典和土耳其,明确从区域的角度重新界定它们的安全利益。区域内部的贸易比区域之
间的贸易的增长速度要快,许多人预言,欧洲、北美、东亚可能还有其他区域会出现区
域性的经济集团。
  然而,用“区域主义”这个词来描绘正在发生的事并不恰当,区域是地理的而不是
政治的或文化的实体。像在巴尔干区域或中东区域的情况一样,它们可能被文明内部或
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割裂。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
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军事同盟和
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
文化中产生。结果,尽管时代和目的也起作用,但区域组织的整体效果一般说来与成员
国之间文明的多样性成反向变化。一般地说,单一文明组织比多文明组织做的事更多,
也更为成功,无论是政治和安全组织还是经济组织莫不是如此。
  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
主要安全组织。西欧联盟是欧洲共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包括
了至少具有三种相当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已成为其实
现重要的体制认同及开展广泛的重要活动的主要障碍。由13个讲英语的前英国殖民地组
成的单一文明的加勒比共同体,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合作,特别是在某些小团体之间有更
密切的合作。然而,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以便在加勒比区域英语一西班牙语的断层线上架
设桥梁的努力不断失败。与此类似,成立于1985年的包括7个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佛
教徒构成的国家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几乎完全失效,甚至连会议都无法召开。
  在涉及经济一体化时,文化与区域主义的关系更是一目了然。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
次,公认的国家之间经济联盟的四个层次是:
  1、自由贸易区;
  2、关税同盟;
  3、共同市场;
  4、经济联盟。
  拥有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众多因素的欧洲联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相对同质
的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条约国家1994年已处于建立关税同盟的阶段。在亚洲,多文明
的东盟1992年才开始迈出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其他多种文明构成的经济组织甚至更
远地落在后面。1995年,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组织有点例外外,这样的组织都未建
立起自由贸易区,更不用说更广泛形式的经济一体化了。
  在西欧和拉丁美洲,文明的共性促进了合作和区域组织的发展。西欧国家和拉丁美
洲国家知道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点。东亚存在着五种(如把俄罗斯包括进去,就是六种)
文明,结果它成为能否在非共同文明基础上建立有意义的组织的试验场。至90年代初期,
东亚没有可与北约相比的安全组织或多边军事联盟。成立于1967年的多文明区域组织东
盟,其成员国包括一个中华文明国家、一个佛教国家、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两个穆斯林国
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曾面临着共产党的暴动的积极挑战及来自北越和中国的潜在挑战。
  东盟常常被援引为有效的多文化组织的例子,然而它也是一个这类组织的局限性的
例子。它不是一个军事联盟,尽管成员国之间有时在双边的基础上进行军事合作,但它
们也全都在扩大军事预算,增强军备,这与西欧和拉丁美洲正在进行的军备削减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在经济方面,东盟从一开始就计划实行“经济合作而不是一体化”,结果
区域主义仅以“缓慢的步伐”发展,甚至自由贸易区也要到 21世纪才能被认真考虑。
1978年,东盟设立了部长级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它的外交部长们可以会见来自美国。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及欧洲共同体等“对话伙伴”的外交部长们。
然而,部长级会议主要是一个双边对话论坛,它不能处理“任何重要的安全问题”。
1993年,东盟设立了一个更广泛的活动场所,即东盟区域论坛,它包括东盟成员国和对
话伙伴,加上俄罗斯、中国、越南、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然而,正如它的名称所暗
示的那样,这是一个集体讨论而不是集体行动的场所。1994年7月东盟区域论坛第一次
开会,“就区域安全展开了讨论”,但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正如一位官员所评
论的,如果提出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参加者势必开始互相攻击”。东盟及附属机
构证明了多文明的区域组织固有的局限性。
  只有得到足够的东亚文化共性的支持,有意义的东亚区域组织才会出现。东亚社会
无疑共同拥有使它们区别于西方的东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这些共同性提供
了合作的基础,并促进了在此基础之上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形成。这个核心论坛将包
括东盟国家、缅甸、台湾、香港、韩国,最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马哈蒂尔论证说,东
亚经济核心论坛植根于共同的文化,它不应因设在东亚“就被仅仅看作是一个地缘性集
团,它也应被看作一个文化集团。尽管东亚人可能是日本人、朝鲜人或印度尼西亚人,
但他们在文化上有某种相似性。……欧洲人聚集在一起,美洲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亚洲
人也应当聚集在一起”。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说,它的目的是增加“亚洲具有共性的国
家之间的区域贸易”。
  因此,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经济跟随着文化。澳大利亚、新西兰
和美国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在文化上不属于亚洲。然而,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功主
要博赖于日本和中国的参与。马哈蒂尔曾呼吁日本参与进来,他对日本听众如是说:
“日本是亚洲的,日本是东亚的,你们不能无视地缘文化的事实,你们属于这里。”然
而日本政府不愿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部分原因是怕得罪美国,部分原因是其国内在
是否应认同亚洲这一点上有分歧。如果日本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它就将主导这个论
坛,这可能引起中国方面的激烈对抗,同时在成员国中引起恐惧和不安。几年来,盛传
日本要建立一个“日元集团”以平衡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然而,日本是一个
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与其邻国联系很少,因此到1995年,日元集团尚未实现。
  尽管东盟进展缓慢,日元集团仍然是一个梦想,日本动摇不定,东亚经济核心论坛
原地踏步,但是,东亚的经济相互作用却急剧增强。这一增加是基于东亚华人社会之间
的文化联系。这些联系导致了以华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持续的非正式一体化”,它
在许多方面可与汉萨同盟相媲美,“也许还会导致事实上的中华共同市场”。在东亚,
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文化的共性已成为有意义的经济一体化的前提。
  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建立新的和复兴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努力,这些努力能否成功
最主要依赖于有关国家是否具有文化同质性。西蒙·佩雷斯于1994年计划建立一个中东
共同市场,它可能仍然是一个不会马上到来的“沙漠幻景”。一位阿拉伯官员评论道:
“阿拉伯世界不需要一个以色列参加的机构或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的加勒比国家
联盟把加勒比共同体与海地及该区域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联系起来,很少有迹象表明它克
服了不同成员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前英国殖民地的偏狭和它们强烈的亲美倾向。
另一方面,建立文化上更同质组织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尽管被亚文明的界线分开,巴基
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在1985年恢复了成立于1977年的濒于死亡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
更名为“经济合作组织”,接着,在削减关税和采取其他各种措施方面达成协议,1992
年,该组织的成员国扩展到了包括阿富汗及前苏联的六个穆斯林共和国。同时,前苏联
的五个中亚共和国于1991年原则上同意建立共同市场,1994年,其中两个最大的国家乌
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一个协定,允许“商品、服务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并
协调两国的财政、货币及关税政策。199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一起加入
南方共同市场,目标是越过经济一体化的正常阶段,并在1995年前部分实现关税同盟。
1990年,以前停滞不前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以前同样消极被动
的安第斯集团1994年建立了关税同盟。1992年,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
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中欧自由贸易区,并在1994年加快了实现的时间
表。
  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贸易增长,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区域内部的贸易相对于区域
之间的贸易来说越来越重要。1980年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占共同体贸易总额的50.
6%,而1989年增长到58.9%。北美和东亚的区域贸易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90年代初,
在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安第斯条约的复兴促进了拉丁美洲内部贸易的急剧
增长,1990至1993年,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两倍,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之间
的贸易增加了3倍。1994年,巴西取代了美国,成为阿根廷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同样,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有了重要的增长。同样,东亚
内部贸易的扩大也远比与外部贸易要迅速,但它的扩大因日本倾向于关闭市场而受到阻
碍。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圈(东盟、台湾、香港、韩国和中国)内部的贸易占其贸易总
额的比例,从1970年的不足20%增加到1992年的将近3O%,而日本占中华文化圈贸易总
额的比例从23%下降到13%。1992年,中华文化圈对圈内的出口超过了其对美国的出口,
也超过了其对日本和对欧洲共同体出口的总和。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文明,日本在发展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及处理与美国和欧
洲的经济摩擦时面临着困难。无论贸易和投资如何牢固地把日本与东亚国家联系在一起,
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与中华经济精英的差异,仍然妨碍了它创立一个日本
领导的、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欧洲联盟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日本与西方的文
化差异加剧了它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上的误解和对抗。假如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
的共性——情况看来正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
上可能也是孤独的。
  过去,国家间的贸易样式依国家间的联盟样式而定,并与之相类似。在正在形成的
世界中,文化样式将对贸易样式起决定性的影响。商人与他们了解和信任的人做生意,
国家把主权交给由他们所了解、信任的看法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经济合作的根
源在于文化的共性。
                文明的结构
  在冷战时代,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
级大国相联系。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或
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像部族和民族一样,文明也有政治结构,文明的
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例如,埃及认同阿拉伯一伊斯兰文明,
意大利认同西欧文明。一种文明也可以包括共有和认同其文化、但生活在由另一种文明
的成员所支配的国家中的人。各文明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地方被其成员视为该文明文化的
主要源泉或源泉。它们常常位于文明的一个或一些核心国家中,也就是说,位于该文明
最强大的、文化上居中心的一个或一些国家中。
  核心国家的数目和作用因文明不同而不同,并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日本文明实际
上与单一的日本核心国家相等同。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核心
国家、若干个成员国及生活在受另一种不同文明支配的国家中的人(海外华人、“近邻”
的俄罗斯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历史上,西方通常有几个核心国家,现在它有两
个核心,即美国和欧洲的法德核心,英国则作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游离于它们之间。伊斯
兰、拉丁美洲和非洲缺乏核心国家,这部分地要归因于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它们瓜分
了非洲和中东,在更早的世纪里还不那么明确地瓜分了拉丁美洲。
  缺少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给伊斯兰社会和非伊斯兰社会都构成了重大的问题,这
在第七章中将要讨论。至于拉丁美洲,西班牙本可以成为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文明或者甚
至伊比利亚文明的核心国家,但它的领导人有意识地选择成为欧洲文明的成员国,尽管
同时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文化上的联系。巴西就疆域、资源、人口、军事和经济能力来
说有资格成为拉丁美洲的领袖,可以设想它能够做到。然而,巴西之于拉丁美洲犹如伊
朗之于伊斯兰教。亚文明的差异(与伊朗的宗教差异,与巴西的语言差异)使它们很难
担当这个角色。如果没有这些差异,它们完全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因此,拉丁美洲有
几个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领袖地位的国家,它们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
鉴于墨西哥试图重新确定自己的认同,从拉丁美洲转向北美,智利和其他国家可能紧随
其后,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因此而复杂化。拉丁美洲文明最终可能融入西方文明并成为分
成三支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亚文明。
  任何一个潜在的核心国家承担撒哈拉以南非洲领导的能力,都受到了该地区分为英
语国家和法语国家现状的限制。科特迪瓦一度是讲法语的非洲的核心国家,然而,在很
大程度上,法语非洲的核心国家是法国,它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密
切的经济、军事、政治的联系。最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的两个非洲国家都是讲英语的国
家,疆域资源和地理位置使尼日利亚成为潜在的核心国家,但其文明内部的不团结、严
重腐败、政治动荡、压制性政府以及经济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它扮演这一角色的能力,
尽管它偶尔也能这么做。南非通过协商和平地实现了从种族隔离体制的过渡,其工业能
力、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其军事能力、自然资源,以及黑人和白人
共同担任政治领导的周密体制,都明显地使南非成为南部非洲的领导,也许还是英语非
洲的领导,并有可能成为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领导。
  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的共同性。例如,埃塞俄比亚在文化上是
被孤立的,原因在于它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阿姆哈拉语、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科普特
(基督一性论)东正教、它的帝国历史,以及它与周围民族(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的
宗教差别。海地的精英传统上津津乐道于与法国的文化联系,海地的克里奥耳语、伏都
教、革命奴隶的出身以及野蛮的历史综合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孤独的国家,西德尼·明
茨注意到,“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特的一面,但海地独自归入一类。”’结果,在1994年
海地发生危机时,拉丁美洲的国家不把海地看成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因而不愿意接受
海地的难民,尽管它们接受古巴的难民。正如巴拿马经选举上台的总统所说,“在拉丁
美洲,海地不被看作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海地人讲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有不同的道
德基础和不同的文化。总的说来他们(与拉丁美洲)格格不入。”海地与讲英语的加勒
比黑人国家同样存在着隔阂,一位评论者注意到,“格林纳达人或牙买加人对海地人的
陌生程度,就像艾阿华州的人或蒙大拿州的人对海地人的陌生程度一样”,海地“这个
无人要的邻居”真正是一个没有亲族的国家。
  最重要的孤独国家是日本,没有其他国家具有与之相同的独特文化,在其他国家中,
日本移民要么在数量上不重要,要么被那些国家的文化所同化(如日裔美国人)。日本
文化极其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因此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建立
文化联系的潜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
这些都加强了其孤独性。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异质性的,因为它们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种族和宗教集团。许
多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在这些国家中,这些集团的差异或冲突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起了
重要的作用。这种分裂的程度通常随时间而变化。一个国家的深刻分裂可能导致大规模
的暴力或者威胁到这个国家的生存,当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时,可能就会
出现后一种威胁和自治或分离运动。如果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不一致,人们可
能会通过种族灭绝或强制移民来使之一致。
  属于同一种文明但拥有不同文化集团的国家,可能会因已发生的分离(捷克斯洛伐
克)或可能发生的分离(加拿大)而产生深刻的分裂。然而,深刻的分裂更可能在这样
一个分裂国家中出现,在其中,大的集团分别属于不同文明。当属于某种文明的一个大
集团企图把这个国家作为其政治工具,使它的语言、宗教和象征成为这个国家的语言、
宗教和象征时,这种分裂及随之而来的紧张常常会有所发展,如印度、斯里兰卡和马来
西亚的印度教徒、僧伽罗人和穆斯林曾试图做的那样。
  其领土横跨文明断层统的分裂国家,面临着维护统一的特殊问题。在苏丹,穆斯林
的北方和主要是基督教的南方之间打了几十年的内战。同一种文明中的分裂几十年来一
直纠缠着尼日利亚政治,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分离战争以及政变、暴乱和其他暴力行为;
在坦桑尼亚,信奉基督教泛灵论的大除和阿拉伯穆斯林的桑给巴尔已经疏远,它们在许
多方面,已成为两个相互分离的国家。1992年,桑给巴尔偷偷地加入了伊斯兰会议组织,
然后在坦桑尼亚的诱导下,又于第二年退出了该组织。同样,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分裂
在肯尼亚造成了紧张状态和冲突。在非洲之角,主要是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和穆斯林占
多数的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相互分离,然而,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中留下了大量的穆
斯林少数民族。被文明断层线分裂的其他国家有: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斯里兰
卡(僧伽罗佛教徒和泰米尔印度教徒)、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和马来穆斯林)、中
国(汉族、藏传佛教徒、突厥穆斯林)。菲律宾(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印度尼西亚
(穆斯林和帝汉岛的基督教徒)。
  在冷战时期,那些被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了的共产党集权政府强行结合在一起
的分裂国家中,文明断层线的分裂后果最为明显。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文化取代了意
识形态,成为吸引和排斥的磁石。南斯拉夫和苏联解体了,并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分裂成
一些新的实体:在前苏联有波罗的海共和国(新教和天主教)、东正教共和国以及穆斯
林共和国;在前南斯拉夫,有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部分是穆斯林的波斯尼
亚一黑塞哥维那,以及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一黑山和马其顿,而这些承继的实体仍然包括
多文明的集团,第二阶段的分裂表明了这一点。波黑被战争分成塞族区、穆斯林区和克
族区,而塞族人和克族人在克罗地亚相互开战。在位于斯拉夫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内的、
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居多的科索沃,极难维持持久和平,在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
少数与斯拉夫东正教多数之间出现了紧张局面。许多前苏联共和国也横跨文明断层线,
部分是由于苏联政府在划界时故意造成一些分裂的共和国,俄罗斯的克里米亚被并入了
乌克兰,亚美尼亚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被并入阿塞拜疆。俄罗斯有几个相对较小的穆
斯林群体,最明显的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地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哈萨克斯
坦有相当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苏联的政策造成的。乌克兰被分成
讲乌克兰语的东仪天主教民族主义的西部和讲俄语的东正教的东部。
  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中,来自两种或更多文明的主要集团事实上在说:“我们是不同
的民族,我们属于不同的地方”,排斥力使它们分开,而另一社会的文明的磁石又将它
们吸引。相比之下,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则是具有一种将其置于某个单一文明中的占支
配地位的文化,而它的领导人却想要将它转到另一个文明。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在说:
“我们是一个民族,并共同属于一个地方,但我们想换个地方。”与分裂国家的人民不
同,无所适从的国家的人民在他们是谁这一点上没有分歧,但在哪一个文明是他们的文
明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最典型的是,土耳其的一部分重要领导人抱有基马尔主义战略,
决定他们的社会应当摒弃非西方的文化和体制,应当加入西方,应当既现代化也西方化。
俄国自彼得大帝起就一直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在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是独特的
欧亚东正教文明核心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然,穆斯塔法·基马尔的土耳其是一个典
型的无所适从的国家,自20年代以来,它一直试图实现现代化和西方化,并成为西方的
一部分。墨西哥把自己定位为与美国相对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差不多有两个世纪之久。20
世纪80年代,由于其领导人试图把它重新定位为北美社会的一个成员,这个国家成了一
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90年代,澳大利亚的领导人试图使他们的国家
脱离西方并使之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因而从相反的方向造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这
两个现象证明了无所适从的国家是可以识别的,它们的领导人自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
“桥梁”,而观察家则把它们说成是“两面人”。“俄国人面向西方——也向东方”;
“土耳其:东方,西方,哪一个最好?”“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分裂的忠诚”;这些
都是强调无所适从的国家认同问题的最典型的文章标题。
           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
  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首先,该
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其次,公众必须至少
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第三,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大
多数情况下是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重新确立认同将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体
制和文化诸方面长期的、间断的和痛苦的转变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过成功。
  俄国。90年代以来的几年中,墨西哥一直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土耳其几十年
来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相比之下,俄国几个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且与
墨西哥和土耳其共和国不同,它还是一种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如果土耳其或墨西哥成
功地把自己重新定位为西方文明的成员,这对于伊斯兰文明或拉美文明的影响可能会很
小或者比较有限。而如果俄国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东正教文明将不复存在。苏联的崩溃
又在俄国人中点燃了关于俄国与西方这一中心问题的争论。
  俄国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直持续到彼得大帝统
治时期(1689-1725年),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独自存在于西方之外,与西
欧社会几乎没有联系。俄罗斯文明作为拜占庭文明的一个后代发展着,然后在两百年里,
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俄罗斯是处于蒙古的宗主权力之下。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
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
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前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
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几乎
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然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它是经过拜
占庭传到俄罗斯的,因而与从罗马直接传到西方的有相当大的不同。俄罗斯文明是基辅
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
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
相似之处。
  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其1697-1698年的欧洲之行中发现,俄罗斯不仅不同于欧洲,
而且与欧洲相比也很落后。他决心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为了使他的人民看起来
像欧洲人,他回到莫斯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掉贵族们的胡须,并禁止他们穿长袍。戴
尖顶帽。尽管彼得没有废除西里尔字母表,但确实对它进行了改革和简化,并引进了西
方的单词和短语,然而,他将俄国军队的发展和现代化置于首位:创建了一支海军,引
进了征兵制,建立了国防工业,设立了技术学校,并派人到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了最
新的有关武器、轮船、造船、航海、管理体制及其他对于军事效率必不可少的知识。为
了进行这些革新,他大力改革和扩大了税收体制,而且在其统治的晚年,改组了政府结
构。彼得大帝决心使俄国不仅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他放弃了莫
斯科,在圣彼得堡建立新的都城,并发动了对瑞典的“北方大战”,目的是使俄国在波
罗的海处于执牛耳的地位,确立自己在欧洲的存在。
  然而,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同时,彼得大帝还通过完善专制体制、消除
任何一种社会或政治多元化的潜在根源,来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俄国贵族的势力从
未强大过,彼得扩大了贵族的服役,建立了一个基于功劳而不是出生或社会地位的等级
体制,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贵族像农民一样地服兵役,形成了一种后来激怒屈斯
蒂纳侯爵的“卑躬屈膝的贵族制”。农奴的自主进一步受到限制,因为他们被更紧地束
缚于土地和主人。东正教会过去一直处于国家的广泛控制之下,这时则直接由沙皇任命
的宗教会议来改组和控制。沙皇还获得了指定其继承人的权力,而不论流行的继承惯例
如何。由于这些变革,彼得一方面在俄国开创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
方面又开创了专制体制,并为两者都树立了典范。列宁、斯大林,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
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都遵循着彼得的模式,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
西方化和现代化,同时加强独裁权力。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俄国,主张民主化
者通常是主张西方化者,但主张西方化者却不是主张民主化者。俄国的历史教训在于中
央集权成为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合作者为他们
在反对公开性给经济自由化制造的障碍时未能认识到这个事实而感到痛惜。
  彼得在使俄国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使欧洲成为俄国的一部分方面,更为成功。
与奥斯曼帝国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帝国逐渐被看作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的和合
法的参与者。在国内,彼得的改革带来了一些变化,但他的社会仍然是混合的,除了一
小部分精英外,亚洲和拜占庭的方式、体制和信仰在俄国社会仍居主导地位,对此,欧
洲人和俄国人均这样认为。德·迈斯特注意到:“抓伤了一个俄国人,就是伤害了一个
鞑靼人。”彼得建立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19世纪,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都
为这个不幸的国家而痛惜,并在究竟是通过彻底欧洲化,还是通过消除欧洲的影响,恢
复俄罗斯的精粹来结束这种局面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像恰达耶夫这样的主张
西方化者争辩道:“太阳是西方的太阳”,俄国人要用它来照明和改变其继承的制度;
而像丹尼列夫斯基一样的斯拉夫主义者的言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能听得到,他谴责欧
洲化的努力是“扭曲人们的生活,用陌生的外国形式来取代自己的形式”,“借用外国
的体制并将它们移植到俄国的土壤里”,“用一种外来的欧洲观点来看待俄国国内和国
外的关系以及俄国生活的问题,像过去一样,用适合于欧洲的折射镜来观察它们”。在
其后的俄国历史中,彼得成了主张西方化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反对者的撒旦,后者的极端
代表是20世纪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他们谴责彼得为叛徒,并为布尔什维克放弃西方化。
向欧洲挑战以及重新迁都莫斯科而欢呼。
  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创了俄国与西方关系的第三阶段,它与存在了两个世纪的含糊不
清的前一阶段大不相同。它以一种在西方创立的、但不能存在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名义
建立起政治经济制度。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化论者曾经争论,如果与西方相比俄国不落
后,那么俄国是否可能不同于西方;共产党人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俄国不同于西方
而且根本反对西方,因为它比西方更先进,它要在最终将席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
起领导作用,俄国体现的不是落后的亚洲的过去,而是进步的苏维埃的未来。事实上,
革命使俄国越过了西方,并使它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正如一位斯拉夫主义者所论证的,
不是因为“你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会变得像你们一样”,而是像共产国际的宣传所
言,因为“我们是不相同的,所以你们最终会变得像我们一样”。
  然而,共产主义在使苏联领导人把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他们与西方建
立了强有力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的观点的大
多数主要阐释者都是西欧人;到1910年,西欧社会的许多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工党
都信奉他们的意识形态,并在西欧政治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欧洲
左翼政党分裂成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两者常常都是欧洲社会中的强大力量。在大部分西
方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流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视为未来的趋势,并以这
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广泛拥护。因此,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和主
张西方化者之间关于俄国未来的争论,就被欧洲的左翼和右翼关于西方的未来,以及苏
联是否集中体现了这种未来的争论所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力量加强了共产
主义在西方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在那些正在反对西方的非西方文明国家中的
吸引力。在西方所支配的非西方社会中,想诱惑西方的精英们谈论著自决和民主;而那
些想对抗西方的精英们则发动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通过采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运用它来向西方挑战,俄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上的
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缠绕在一起。尽管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
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但在某种意义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共产主义
和苏联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政治一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西方希望并
认为,结果将会是自由民主在整个前苏联帝国的胜利。然而,那并不是注定的。到1995
年为止,自由民主在俄罗斯及其他东正教共和国的未来尚不明朗。此外,俄罗斯人不再
表现得像马克思主义者,而开始表现得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
自由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尽管它们之间有重大
的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并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
的目标。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
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
  在苏联时代,由于索尔仁尼琴之辈和萨哈罗夫之辈向共产主义学说提出了挑战,斯
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的斗争更然而止。随着共产主义学说的崩溃,关于俄罗斯的
真正认同的争论又热烈起来。俄罗斯是否应当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实践并试图成
为西方的一部分?抑或俄罗斯要体现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的一种独特的东正教和欧亚
文明?它由于负有联接欧洲和亚洲的独一无二的使命,而与西方文明调异。在这些问题
上,知识界和政界精英及一般公众之中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是主张西方化者、
“世界主义者”或“大西洋主义者”。另一方是斯拉夫主义者的继承人,对他们人们有
各种称呼,如“民族主义者”、“欧亚主义者”或“强大国家的支持者。
  这些群体之间的基本分歧是在对外政策上,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有关于经济改革和国
家结构的分歧。舆论继续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争论的一方是那些宣扬戈尔巴乔
夫所拥护和集中体现在其“共同的欧洲家园”目标中的“新思维”的人,以及叶利钦的
许多高级顾问,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俄罗斯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被主要
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七国集团接纳为第八个成员国。像谢尔盖·斯坦凯维奇这样的较温和
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应当摒弃“大西洋主义”的道路,应当把保护生活在其他
国家的俄罗斯人作为优先考虑,强调它与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联系,促进“本著有利于
亚洲或东方的原则,适当地重新分配我们的资源。选择、联系和利益”。具有这种主张
的人批评叶利钦使俄罗斯的利益服从于西方的利益,削减俄国的军事力量,未能支持诸
如塞尔维亚这样的传统朋友,推行对俄国人有害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趋势的标志是
彼得·萨维茨基的思想的重新流行,他曾于20年代论证说,俄罗斯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欧
亚文明。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分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前者如索尔仁
尼琴,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俄罗斯:包括所有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联的斯拉夫东正教白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民族;后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
他们想重建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后一群人有时既反对犹太人,也反对西方,
他们想要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方向调整到东方和南方,或者控制穆斯林的南方(如日里
诺夫斯基所极力主张的),或者与穆斯林国家和中国合作反对西方。民族主义者还赞同
更广泛地支持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的战争。世界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分歧在机构上反
映在外交部与军方的观点分歧上,也反映在叶利钦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从一个方向另
一个方向的变化上。
  俄国公众也像精英一样产生了分歧。1992年对2,069名欧洲俄国人所作的抽样调查
发现,40%的被调查者“支持对西方开放”,36%的人“不接受西方”,24%的人“未
决定”。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支持改革的政党赢得了34.2%的选票,反对改革的
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赢得43.3%的选票,而中间派的政党赢得13.7%的选票。同样,
在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俄国公众再一次发生分裂,约有 43%的人拥护西方看中的
候选人叶利钦和赞同改革的其他候选人,而 52%的人投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候选人
的票。在俄罗斯的认同这一中心问题上,90年代的俄罗斯显然仍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
家,西方一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
  土耳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过精心筹划的一系列改革中,穆斯塔法·基马
尔·阿塔蒂尔克(又译凯末尔)试图使他的人民摆脱奥斯曼和穆斯林的过去,基马尔主
义的基本原则或“六个标志”是:民粹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
义和改良主义。基马尔抛弃了多民族帝国的思想,目的是建立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在
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族和希腊族遭到了驱逐和屠杀。然后,他废黜了苏丹,建立了西方
式的政治权威的共和体制。他还废除了哈里发的职位(哈里发是宗教权威的主要来源),
撤消了传统的教育部和宗教部,废除了独立的宗教学校及学院,建立了统一的世俗公共
教育制度,中止了采用伊斯兰法律的宗教法院,代之以建立在瑞土民法基础上的新的法
律制度。他还用格里高利历法(公历)代替了传统的历法,并正式废止伊斯兰教的国教
地位。他仿效彼得大帝禁止人们戴土耳其帽,因为它是宗教的传统象征,并鼓励人们戴
有边的帽子(土耳其帽子没有边——译者注)。他还明文规定,土耳其文要用罗马字母
而不是阿拉伯字母书写。后一项改革至关重要,“它使在罗马书写方式下受教育的新一
代人实际上不可能使用大量的传统文献;它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它大大缓解了越来
越突出的扫盲问题”。30年代,基马尔在重新确立了土耳其人民的民族的、政治的、宗
教的和文化的认同之后,积极促进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西方化与现代化携手并进,并预
定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
  在西方1939-1945年的内战中,土耳其仍然保持中立。然而战后,迅速地认同了西
方。为了明确表示追随西方模式,它从一党制转变为具有竞争性的多党制。它通过游说
最终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由此进一步证明它是自由世界的一个成员。它接受了
西方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它的军队由西方来训练和装备,并被纳入了北
约的指挥系统,它还在本土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土耳其开始被西方看作是遏制、阻止
苏联向地中海、中东和波斯湾扩张的东方堡垒。土耳其与西方的这种联系与它对西方的
认同,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遭到了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谴责,并被伊斯兰
国家攻击为亵渎神明。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精英仍然大都支持土耳其成为西方和欧洲的一员,对于他们
来说,继续保持北约成员国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提供了与西方的一种密切的组
织联系,对于平衡希腊的力量也是必要的。然而,土耳其与西方结盟,体现在其北约成
员国的地位上,它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消除了两者结盟的基本理由,并导致这种
联系的减弱和被重新界定。对西方来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阻止北方主要威胁的有用的
堡垒,而是一个对付南方次一级威胁的可能的伙伴,就像在海湾战争中一样。在那场战
争中,土耳其通过关闭伊拉克石油到达地中海必经的土耳其境内的输油管,以及允许攻
击伊拉克的美国飞机从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起飞,为反萨达姆·侯赛因的联盟提供了关键
的帮助。然而,由奥扎尔总统作出的这些决定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土
耳其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辞职,以及抗议奥扎尔与美国的密切合作的大规
模示威游行、随后,德米雷尔总统和奇莱尔总理敦促尽快结束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
这种制裁同时给土耳其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土耳其与西方合作对付来自南方的伊
斯兰威胁的意愿,与其与西方一起抵抗苏联的威胁的意愿相比,不那么肯定。在海湾危
机中,土耳其的一个传统盟友德国,反对将伊拉克对土耳其的导弹攻击视为对北约的攻
击,此事也表明,土耳其在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时不能指望西方的支持。冷战中与苏联
对抗没有引起土耳其的文明认同问题,而冷战后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却引出了这个问题。
  80年代开始,倾向西方的土耳其精英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主要目标,可能也是唯一
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资格。1987年4月,土耳其正式提出申请,
1989年12月土耳其被告知,它的申请在1993年以前不会被考虑。1994年欧洲联盟批准了
奥地利、芬兰、瑞典和挪威的申请。人们广泛预测,在未来几年中,欧盟可能会接纳波
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然后可能是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尤
其令土耳其人失望的是,欧洲联盟最有影响的成员国德国再一次不积极支持土耳其加入
欧洲联盟,反而把促成中欧国家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作为优先考虑。在美国的压力下,欧
洲联盟确实与土耳其一起协商了建立关税同盟的事宜,然而,完全的成员国资格看来仍
遥遥无期,其可能性还值得怀疑。
  土耳其为什么被忽略?而且为什么它似乎总是排在最后?在公开场合,欧洲官员提
出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低,不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尊重人权。私下里,欧
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认,真正的理由是由于希腊人的强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
一个穆斯林国家。欧洲国家不想面对自己开放边境后可能从一个拥有6千万穆斯林和大
量失业人口的国家涌入移民的景象。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在文化上,土耳其不属于
欧洲。正如奥扎尔总统在1992年所说的,“土耳其的人权纪录是土耳其无法加入欧洲联
盟的虚构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徒”,但他补充说,“他
们并不这么说”。欧洲官员也赞同欧洲联盟是一个“基督徒的俱乐部”,“土耳其太贫
穷,人口太多,太穆斯林化,太强硬,文化上太不相同,一切都太格格不入”。一个观
察家评论道,欧洲人的一个“隐秘的梦原”是对“撒拉逊人(即阿拉伯人)入侵西欧和
土耳其人直叩维也纳城门”的历史记忆。反过来,这种态度导致了“土耳其人的一个共
识”,即:“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
  在抛弃麦加又被布鲁塞尔抛弃后,土耳其抓住了苏联解体的机会,转向塔什干。奥
扎尔总统和其他土耳其领导人提出建立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共同体的设想,并作了极大的
努力发展土耳其与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边界”的“近邻”的“外部土耳其人”的联系,
并特别注意与阿塞拜疆及四个讲突厥语的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1991年和1992年,土耳其开展了一系列的广泛活动
旨在加强它与这些新共和国的关系及维持它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其中包括15亿美元的
长期低息贷款、7,900万美元的直接紧急援助、卫星电视(以取代俄语频道)、电话通
讯、航空服务,以及为数千名来土耳其学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在土耳其为中亚和阿塞
拜疆的银行家、商人。外交官及几百名军官提供训练。土耳其的教师被派往那些新共和
国教授土耳其语,并开办了大约2,000家合资企业。文化的共性促进了这些经济关系。
正如一位土耳其商人所评论的:“在阿塞拜疆或土库曼斯坦,成功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
伙伴,对土耳其人来说这并非难事,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化,或多或少相同的语言,饮食
习惯也相同。
  土耳其重新倾向高加索和中亚,不仅是被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领袖的梦想所
激发,也是出于抗衡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这些区域扩大的影响、防止鼓动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的需要。土耳其人认为自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土耳其模式”或“土耳其思想”
作为另一种选择,即一个世俗的、民主的、市场经济的穆斯林国家。此外,土耳其人希
望遏制俄国影响的抬头。土耳其也可能通过提供俄罗斯和伊斯兰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从
欧洲联盟那里得到对其要求的支持并最终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
  土耳其与突厥语族各共和国的活动的最初浪潮在1993年受到了较大的抑制,原因在
于土耳其的资源有限,苏莱曼·德米雷尔在奥扎尔去世后继任总统,以及俄国在它认为
是其“近邻”的国家重新确立了影响。前苏联的突厥语共和国刚刚独立时,它们的领导
人曾涌向安卡拉,向土耳其献殷勤。随后,在俄国的软硬兼施下,它们又转变过来,普
遍强调需要“平衡”它们与文化亲缘国家和与前帝国主人的关系。然而,土耳其人继续
努力用文化亲缘关系来扩大他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他们最重要的活动中,他们
与有关政府的石油公司达成了协议,修建一条把中亚和阿塞拜疆的石油通过土耳其境内
运到地中海的输油管道。
  当土耳其致力于发展其与前苏联突厥语共和国的联系时,其世俗的基马尔主义认同
在国内受到了挑战。首先,对土耳其来说,正如对许多国家一样,冷战的结束和社会经
济发展导致的混乱引发了“民族认同和种族认同”的重大问题,对此,宗教提供了现成
的答案。三分之二个世纪之久的阿塔蒂尔克和土耳其精英的世俗遗产越来越受到猛烈攻
击,海外土耳其人的经历倾向于刺激国内的伊斯兰情绪;从西德回来的土耳其人“求助
于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来回击西德对土耳其人的敌意,那就是伊斯兰教”。主流舆论和
实践越来越伊斯兰化。据报道,1993年,在土耳其,“留伊斯兰式的胡须和戴面纱的妇
女激增,清真寺吸引了更多的人,一些书店里充斥着颂扬伊斯兰历史、戒律和生活方式
以及吹捧奥斯曼帝国在维护穆罕默德先知的价值观中所起的作用的书刊、磁带、光盘和
录相带”。据说,有“290多家出版社和印刷厂,包括4种日报在内的300多种出版物,
大约1O0个未经注册的广播电台和大约30个同样未经注册的电视频道,全都在宣传伊斯
兰教思想”。
  面对伊斯兰情绪的增长,土耳其统治者试图采纳原教旨主义的做法并接受原教旨主
义者的支持。据推测,80年代和90年代,土耳其的世俗政府维持着一个预算大于其他某
些部门的宗教事务处,它还资助修建清真寺,要求所有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并为伊
斯兰学校提供资金。80年代,伊斯兰教学校的数量增长了4倍,注册就读的学生占中学
生的 15%,这些学校讲授伊斯兰教教义并且有数干名毕业生,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入政
府部门工作。与法国禁止穆斯林女学生戴面纱一事形成象征性的也是鲜明对比的是,在
阿塔蒂尔克禁止戴土耳其帽70年后,土耳其政府实际上允许女生戴传统的伊斯兰头巾。
(注33)政府的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要在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中占上风,它证
实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伊斯兰主义者掀起的旋风是多么强劲。
  其次,伊斯兰教的复兴改变了土耳其政治。政治领导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奥扎尔,
公开认同穆斯林的象征和政策。在土耳其,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民主加强了本土化和
向宗教的回归,“由于急切地想讨好民众并赢得选票,政治家,甚至军队——世俗主义
的堡垒和卫士——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宗教热望:他们作出的许多让步都带有蛊惑人心的
味道。”民众运动具有宗教倾向。尽管精英和官僚集团,特别是军队,倾向于世俗化,
伊斯兰情绪也在军队内部表现出来。1987年军事院校的几百名学员因被怀疑有伊斯兰情
绪而受到清洗。主要政党越来越感到在选举时需要寻求某些复兴的穆斯林团体的支持,
它们在过去曾被阿塔蒂尔克所禁止。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在5个主要政党中,只有
原教旨主义的繁荣党获得选票的份额有所增加,它获得了大约19%的选票,而相比之下
奇莱尔总理的正确道路党只得到了 21%的选票,已故的奥扎尔的祖国党得到了20%。
繁荣党控制了土耳其的两个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并在土耳其南部地区日
益壮大。在1995年12月的选举中,繁荣党赢得了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选票和议席,
并在6个月后与一个世俗党联合接管了政府。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支
持来自年轻人、从国外归来的移民、“被压制和被剥夺者”以及“新的城市移民和大城
市中的无套裤党人”。
  第三,伊斯兰教的复兴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奥扎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在海
湾战争中坚定地与西方站在一边,期望这一行动能促进欧洲共同体接纳其为成员国。然
而,这一结果并未实现。而北约在一旦土耳其在战争期间受到伊拉克攻击时北约应作何
反应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决,这使得土耳其人无法确信,当他们的国家受到并非来自俄国
的威胁时,北约将会作何反应。土耳其领导人试图扩大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军事联系,但
遭到本国伊斯兰教徒的激烈批评。更重要的是,80年代,土耳其扩大了它与阿拉伯国家
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联系,90年代它通过向阿塞拜疆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提供重要的支
持来积极促进伊斯兰的利益。在巴尔干、中亚和中东方面,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伊
斯兰化。
  多年来,土耳其具备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转变文明认同的三个最起码条件中的两
个,土耳其的精英大都支持这一行动,公众也默认了这一行动。然而,接受者,即西方
文明的精英们,却不接纳土耳其。当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时,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
公众中激起了反西方的情绪,并开始损害土耳其精英的世俗的、亲西方的倾向。土耳其
在完全成为欧洲国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它在前苏联突厥语共和国中起支配作用的
能力受到的限制,以及侵蚀阿塔蒂尔克遗产的伊斯兰倾向的兴起,所有这些都使人确信
土耳其似乎仍将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
  土耳其领导人通常把他们的国家描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反映了这
些互相矛盾的拉力。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在1993年争辩说,土耳其既是“西方民主”国家,
又是“中东的一部分”,并“在物质上和思想上成为两种文明的桥梁”,奇莱尔在国内
公开场合中常常以一个穆斯林的形象出现,也反映了这种矛盾;然而她在北约讲话时坚
持说,“地理和政治的事实是,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统同样
将土耳其称为“一个从西方延伸到东方,即从欧洲延伸到中国的地区中的一座非常重要
的桥梁”。然而,联接两个牢固实体的桥梁只是一种人工的架设,而不是两者中任何一
个的一部分。当土耳其的领导人把他们的国家说成是一座桥梁时,亦委婉地证实了它是
无所适从的。
  墨西哥。土耳其20年代就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墨西哥则直到80年代才成为这
样的国家。然而,它们与西方的历史关系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与土耳其一样,墨西哥具
有一种独特的非西方的文化,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指出的,“墨西哥的核心还是印
第安文化,它是非欧洲的。”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墨西哥在19世纪也被西方列强瓜分。
也像土耳其一样,墨西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革命建立了民族认同的新基础和新的
一党政治制度。然而,在土耳其,革命既包含了抛弃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和奥斯曼帝国文
化,也包含了努力引进西方文化和加入西方;而在墨西哥,像在俄国一样,革命包含了
融合和采纳西方文化的一些要素,这造成了一种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的新民族
主义。因此,60年中,土耳其试图把自己确定为欧洲国家,而墨西哥则试图把自己确定
为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从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领导人一直执行向美国利益挑战的经
济和外交政策。
  8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卡洛斯·萨利
纳斯总统对墨西哥的目标、实践和认同重新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这是1910年革命以来最
广泛的变革努力。萨利纳斯事实上成为墨西哥的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蒂尔克。阿塔
蒂尔克促进了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在他那个时代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主题;萨利
纳斯则促进了经济自由主义,这是他那个时代西方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是政治民主,
他没有接受)。像阿塔蒂尔克所处的状况一样,这些观点为政治和经济精英所赞同,他
们中的许多人和萨利纳斯及德拉马德里一样曾在美国接受教育。萨利纳斯大幅度地降低
了通货膨胀,使大量公有企业私有化,他促进外国投资,降低关税,削减补贴,调整了
外债,向工会势力挑战,提高了生产率,并使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一起组成了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正如阿塔蒂尔克的改革旨在把土耳其从一个中东的穆斯林国家转变为一个
世俗的欧洲国家一样,萨利纳斯的改革旨在将墨西哥从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变为一个北美
国家。
  对于墨西哥来说,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可以设想,墨西哥的精英们本来可以
继续沿着先辈们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遵循的反美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
路线前进。另一种选择是,正如某些墨西哥人所极力主张的,墨西哥可以努力与西班牙、
葡萄牙及南美洲国家建立一个伊比利亚国家联盟。
  墨西哥成为北美国家的追求能否成功?政治、经济、知识界的绝大多数精英都赞成
这条道路。同样与土耳其的情况不同的是,接受方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绝大多数人
都赞成墨西哥的文化重组。文明之间的关键问题——移民问题,突出了这一差别。对土
耳其大规模移民的恐惧使得欧洲精英和公众反对接纳土耳其;对比之下,美国拥有大量
合法和非法的墨西哥移民的事实,是萨利纳斯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辩护的一部分:“你
们要么接受我们的商品,要么接受我们的人民”。此外,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距
远远小于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差距。墨西哥的宗教是天主教,它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它
的精英历史上倾向于欧洲(他们把子女送到欧洲上学),最近则倾向美国(现在,他们
把子女送到美国受教育);盎格鲁-美国的北美与西班牙一印第安的墨西哥相互适应,
应当比基督教的欧洲与穆斯林的土耳其相互适应容易得多。尽管有这些共同点,在批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美国出现了反对更密切地与墨西哥发展关系的呼声,并要求限制
移民,抱怨工厂南移,对墨西哥遵守北美自由概念和法治概念的能力也提出了质疑。
  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成功地改变其认同的第三个前提条件是普遍的默认,尽管不一
定要得到普遍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取决于,公众的观点在那个国
家的决策过程中有多大的分量。至1995年,墨西哥亲西方的立场还没有受到民主化的考
验。这年元旦几千名组织良好的、并得到外部支持的游击队在恰帕斯发动了起义,这一
行动本身并不表明有很多人反对北美化。然而,它在墨西哥知识分子、记者及其他制造
舆论者中引起了同情的反应,这种反应暗示着,一般来说北美化,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可能遭到墨西哥精英和公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萨利纳斯总统非常有意识地把经
济改革和西方化置于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先。然而,经济的发展以及与美国越来越多的
联系,将加强要求墨西哥政治真正民主化的力量。墨西哥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现代化和
民主化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刺激非西方化,使它退出或急剧地削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
使80年代和90年代倾向西方的精英强加给墨西哥的政策发生相应的变化?墨西哥的北美
化是否与其民主化相适应?
  澳大利亚。与俄国、土耳其、墨西哥相比,澳大利亚本来就是西方社会。在20世纪
中,它举是与英国、尔后与美国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在冷战期间,它不仅是西方的成员,
而且也是西方的美国一英国一加拿大一澳大利亚军事和情报核心的成员。然而,90年代
初,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实际上决定,澳大利亚应当脱离西方,把自己重新确定为亚洲社
会,并与它的地缘上的邻国建立紧密的联系。保罗·基廷总理宣布,澳大利亚不再是
“帝国的一个分部”,它必须成为一个共和国,其目标必须是“融入”亚洲,他认为,
为确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认同,这是必要的。“澳大利亚不能既作为一个多文化社会
出现在世界上,与亚洲交往,建立与亚洲的联系,使这种联系有说服力,而同时又依然
作为一个派生的社会,至少在宪法上如此。”基廷宣称,多年来澳大利亚遭受了“亲英
症和麻痹症”的折磨,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经济前途以及在取
洲和太平洋的命运受到不良影响。”外交部长加雷思·埃文斯也有同感。
  把澳大利亚重新确定为亚洲国家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在塑造民族命运的过程中,
经济压倒了文化,其主要的动力是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它反过来促进了澳大利亚与亚
洲之间贸易的迅速扩大。1971年,澳大利亚对东亚与东南亚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39%,
从这些地区的进口占其进口的 21%;至 1994年,澳大利亚对东亚与东南亚的出口占
其总出口的 62%,从这些地区的进口占其进口的 4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1991年,
澳大利亚对欧洲的出口只占11.8%,对美国的出口只占10.1%。与亚洲经济联系的日
益加深使澳大利亚人更加坚信,世界正在向形成三大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而澳大利亚
的位置是在东亚集团中。
  尽管有这些经济联系,澳大利亚的亚洲策略看来不可能满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成
功地改变其文明的任何条件。首先,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精英还不是非常热衷于这条
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个党派争论的问题,自由党对此态度暧昧或者反对;工党
政府也遭到了各类知识分子和记者的大量批评。在选择亚洲的问题上,不存在明显的精
英共识。其次,舆论也模棱两可,从1987年至1993年,支持结束君主制的澳大利亚公众
的比率从21%增至46%,然而,在达到这一点之后,支持开始动摇和减退,支持把英国
国旗图案从澳大利亚国旗上去掉的公众从1992年5月的42%下降到1993年8月的35%。正
如一位澳大利亚官员1992年所说,“公众很难接受它。我时常说,澳大利亚应当成为亚
洲的一部分,但我无法告诉你,为此我收到了多少表示憎恨的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亚洲国家的精英对澳大利亚友好表示的接受程度甚至不及欧
洲国家的精英对土耳其的接受程度。他们说得很清楚,如果澳大利亚想成为亚洲的一部
分,那它必须真正成为亚洲的,而在他们看来,即便有这种可能,可能性也不大。一位
印度尼西亚官员说:“澳大利亚能否成功地与亚洲成为一体,取决于一件事——亚洲国
家在多大程度上欢迎澳大利亚的意图,而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其政府和
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亚洲文化和社会。”亚洲人看到了澳大利亚关于亚洲的言论与其
相反的西方现实之间的差距,据澳大利亚的一位外交官说,泰国以一种亚洲人的“茫然
的宽容”对待澳大利亚坚持它是亚洲国家的态度。只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4年10月
宣布:“在文化上澳大利亚仍然是个欧洲国家,……我们认为它是欧洲国家,因此,澳
大利亚不应当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员。我们亚洲人不惯于直言不讳地批评其他国家
或对它们评头论足,而澳大利亚由于文化上属于欧洲,便感到有权告诉别国该做什么或
不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它当然与我们这个集团格格不入。这就是
我反对(它成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员)的理由。这不是由于肤色,而是由于文化。”
简而言之,亚洲人决心以欧洲人把土耳其排除在外的同样理由把澳大利亚排除在他们的
俱乐部之外:他们与我们不同。基廷总理喜欢说,他要把澳大利亚从一个亚洲的“古怪
的局外人变成古怪的局内人”,然而,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因为古怪者不能入内。
  恰如马哈蒂尔所说,文化和价值观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洲的根本障碍,冲突经常发生
在下述问题上:澳大利亚信奉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并且还抗议实际上它所有的邻国
政府对那些权利的侵犯。澳大利亚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评论道:“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
真正问题,不是我们的旗帜,而是我们根本的价值观。我怀疑是否能找到一个为了被那
个地区接受而放弃这些价值观的澳大利亚人。”人们指出的差异还有特性、作风和行为
举止。正如马哈蒂尔所暗示的,亚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间接的、调解的、迂回曲折的、
非评判的、非道德的、非对抗的方式与其他人一起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人是
英语世界中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毫不隐讳的民族,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是一个不敏感
的民族。这种文化冲突在保罗·基廷本人与亚洲人的交往中表露无遗,基廷把澳大利亚
人的民族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本质上具有挑衅和好斗”风格的
“强有力政治家”,他毫不犹豫地把政敌谴责为“渣滓袋”、“涂着香水的舞男”、
“脑袋坏了的大傻瓜”。当论证澳大利亚必须成为亚洲国家时,基廷常常以其惊人的坦
率使亚洲领导人愤怒和震惊,并与他们发生对抗。文化的鸿沟是如此之大,它使赞成文
化趋同的人一叶障目,以致于他自己的行为举止使那些他称之为文化兄弟的人感到反感。
  基廷-埃文斯的选择可以看作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忽视而不是更新这个国家文化
的短视的结果,亦可视为一种转移对澳大利亚经济问题注意力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说,
这是一种旨在使澳大利亚融入和认同东亚正在崛起的经济、政治,最终是军事力量中心
的富有远见的倡议。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是试图背离西方,追随正在崛起的非西方文明
的许多可能的西方国家中的第一个。到22世纪初,当历史学家回首往事时,可能会把基
廷一埃文斯的选择看作是西方衰落的一个主要标志。然而,假如实现了这一选择,它将
不会消除澳大利亚人的西方遗产,并且这个“幸运的国家”将永远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
家,既是基廷谴责的“帝国的一个分部”,又是李光耀轻蔑地提到的“亚洲的新的白色
垃圾”。
  这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澳大利亚不可避免的命运。澳大利亚领导人在实现脱离英
国的愿望的同时,可以把澳大利亚确定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正如
基廷的前任罗伯特·霍克总理曾试图做的那样。如果澳大利亚愿脱去英国王冠而成为共
和国,它可以与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结盟,这个国家像澳大利亚一样,也具有英
国的本源,是一个移民国家,并且也拥有大陆规模,也讲英语,曾是三次战争中的盟国,
其人口中也是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而且像澳大利亚一样,亚洲人越来越多;文化上,在
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中确立的价值观比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价值观更符合澳大
利亚。经济上,澳大利亚不应竭力挤入一个文化上相异的集团,并因这一差异而遭到后
者的排斥,它的领导人可以建议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大成北美一南太平洋联盟,包括
美国伽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一个集团可以协调文化和经济,并为澳大利亚提
供一个坚定而持久的认同,这种认同从它旨在融入亚洲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中是得不到的。
  西方病毒和文化精神分裂症。当澳大利亚踏上追随亚洲的征途时,其他无所适从的
国家——土耳其、墨西哥和俄国——正试图把西方融入它们的社会,并把它们的社会融
入西方。然而,它们的经历强烈地昭示了本土文化的力量、复原力和凝聚力,以及它们
自我更新和抵制、遏制、适应西方输入的能力。尽管对西方的拒绝主义回应是不可行的,
但基马尔主义的回应并不成功。如果非西方社会要想实现现代化,它们必须走自己的道
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并仿效日本,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在此基础
上实现现代化。
  政治领导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
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
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
病人能活下去,但永远不会是个完好的人。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他们不能逃避
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但却不能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
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
ico_lz  楼主| 发表于 2012-8-2 23:02:2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 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
                文明和秩序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
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
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在这些情况下,文明的集团正在形成,它包括核心国家。
成员国、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以及较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
希望控制的邻国中其他文化的民族。这些文明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国家或
几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与那种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种文明集团的
程度。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核心国家,它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
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
而言,尤其是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
国家。由于安全的缘故,核心国家可能企图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中国对藏
族、维吾尔族,俄国对挺靶族、车臣和中亚穆斯林就是这样)。历史关系及均势的考虑
也使一些国家抵制其核心国家的影响,格鲁吉亚和俄国都是东正教国家,但格鲁吉亚历
史上反对俄国的控制,却与俄国有密切联系。越南和中国都是儒教国家,但它们之间历
史上也相互为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文明
意识的形成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像西欧国家已经走到一起一样。
  在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影响第三世界的产物。在正在
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国已经过时,全球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没有一个
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重大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
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
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
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
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其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文化的共性
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但是,联合国
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幼D利1994年颁布了一条“维持势力范围”的规则,即:占
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大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部队人数应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
项要求无视地缘政治的现实,因为在任何一个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地区,只有通
过该国的领导才能获得和平与维持和平。联合国不能代替区域性权力,当核心国家在与
本文明其他的成员国的关系中行使区域性权力时,这种权力就成为可靠的和合法的了。
  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文明就像是一
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
定纪律。如果没有那种亲缘关系,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解决其区域冲突和把秩序强加到
该区域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斯里兰卡都不接受印度作为南亚
秩序的维护者,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会接受日本发挥那方面的作用。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
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合法地、权威地同波斯尼亚发生联系的伊斯兰
核心国家,就像是俄罗斯之于塞尔维亚人、德国之于克罗地亚人一样,美国便迫不得已
地尝试充当这一角色。由于美国在那个区域没有战略利益,该区域的国家边界是在前南
斯拉夫时期划定的,美国又与波斯尼亚没有任何文化联系,而欧洲国家又反对在欧洲建
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美国这样做效果不大。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没有核心国家,已使
正在苏丹进行的解决内战的努力极大地复杂化。另一方面,凡是有核心国家存在的地方,
它们就成为在文明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
               西方边界的形成
  在冷战期间,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分散的、多文明国家集团的中心,这些国家有阻
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共同目标。这个集团有多种称呼:“自由世界”、“西方”或“盟
国”,它包括了许多国家,但并非全是西方社会,如土耳其、希腊、日本、韩国、菲律
宾、以色列,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区域,如台湾、泰国、巴基斯
坦。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异质性略小的国家集团,它包括所有的东正教国家(希腊除外),
几个历史上属于西方的国家,越南和古巴,在更小程度上还有印度,有时还有一个或多
个非洲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两个多文明的、跨文化的集团四分五裂了。苏联体系
的瓦解,特别是华沙条约的解体是急剧的。冷战期间多文明的“自由世界”正在更缓慢
地但与此类似地重组为一个新的或多或少与西方文明范围相一致的集团。一个边界形成
的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它涉及到如何定义西方国际组织成员的问题。
  欧洲联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首先被一个由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的内部集
团所环绕。这些国家全都同意取消货物和人员往来的一切障碍;然后是其他成员国,如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英国、爱尔兰和希腊;1995年成为其成员国的奥地利、
芬兰和瑞典;以及当时的联系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
马尼亚。为反映这一现实,1994年秋天,德国的执政党和法国的高级官员各自提出了建
立一个有区别的联盟的建议。德国的计划是,由最初的成员国减去意大利组成“硬核
心’,由“德国和法国组成硬核心之中的核心’。硬核心国家将努力迅速建立一个货币
联盟,并使它们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一体化。几乎与此同时,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
迪尔提出建立一个三重联盟:五个赞同一体化的国家形成核心,其余的成员国形成第二
环,而正在通往成员国路上的新国家构成外环。随后,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详细阐
述了这个概念,提出“‘伙伴’国家的外环由东欧和中欧国家组成;中环由同意接受某
些领域的共同规则(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的成员国组成;内环由那些愿意并能够在
防务、货币一体化。外交政策等方面比其他成员国走得更快的国家结合而成”。(注1)
其他政治领导人也提出其他类型的安排,然而,所有这些安排都涉及到一个由联系更紧
密的国家组成的内部集团,由与核心国家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组成的外部集团,直到
达到把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分离开来的界线。
  在欧洲划定那样一条界线是在冷战后的世界里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冷战期间,
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并不存在。然而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人们必须面对和需要回答这
样的问题:欧洲是什么?欧洲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边界都被大片水域所确定,南部的
边界与文化上的明显差异相一致。但是,欧洲东部的边界在哪里呢?谁应当被视为欧洲
国家,并因此成为欧洲联盟、北约和类似组织的潜在成员?
  几个世纪以来,将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东正教各民族分开的这条伟大的历
史界线,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有普遍性的回答。这条界线可以追溯到4
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和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至少500年来它一直基本上处于它现
在的这个位置。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
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
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
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当然,在巴尔干地区,这条界线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
国的历史分界线重合。这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它也是欧洲和西方政
治经济的边界。
  因此文明的范式为西欧国家面临的欧洲的范围在哪里结束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
不容置疑的答案: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
的地方。这是西欧人想听到的答案,他们私下里大都支持这个答案,各种知识分子和政
治领导人也明确赞同这个答案。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指出的,承认中欧与严格意义上的
东欧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这一区别在苏联存在的年代曾经变得模糊不清。中欧包括
“那些曾经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一部分的国家;曾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匈牙利和
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和德国的东部边境地区。‘东欧’这个词应当指在东正教庇护下
的那些地区:在19世纪奥斯曼统治结束时才出现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黑海社区,以
及苏联的‘欧洲’部分”。他论证说,西欧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把中欧各国人民吸
收到他们本应属于的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共同体中来,在伦敦、巴黎、罗马、慕尼黑和莱
比锡、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之间重新编织起纽带”。两年后,皮埃尔·贝阿尔评论
道:“一条新的断层线”正在出现,它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分界,以西方基督教(罗马
天主教或新教)为标志的欧洲为一方,以东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传统为标志的欧洲为另
一方。类似地,一位重要的芬兰人把在欧洲取代铁幕的关键分界线看作是“东方和西方
之间古老的文化分界线”,它位于西部欧洲内的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前奥匈帝国的土
地和西欧之外的其他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之间。一位著名的英国人同意,这是“东方教会
与西方教会之间……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广义上说,这是那些从罗马直接接受或通
过凯尔特人或德国人的中介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与那些东方或东南方的从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
  中欧人也强调这条分界线的意义。这些国家在摆脱共产主义遗产、走向民主政治和
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它们不同于那些没有按照天主教和新教为一方、东正教
为另一方的分界线划分开来的国家。立陶宛总统认为,几个世纪前,立陶宛人不得不在
“两种文明”之间作出选择,并“选择了拉丁世界,皈依了罗马天主教,选择了建立在
法律基础上的国家组织形式”。波兰人用类似的话声称,自从10世纪,他们在拉丁基督
教对拜占庭的斗争中选择了前者后,他们就一直是西方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东欧东正
教国家的人民则以矛盾的心情来看待人们现今对这条文化界线的重新强调。保加利亚人
和罗马尼亚人看到了作为西方一部分并融入它的体制的巨大的好处,但他们同时也认同
于自己的东正教传统,就保加利亚人而言,他们历史上与俄国和拜占庭有着紧密的联系。
   欧洲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认同,为接纳西欧组织新成员国提供了明确的标准。欧
洲联盟是西方在欧洲的基本实体,1994年,随着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
的加入,欧洲联盟成员国再次扩大了。1994年春,欧洲联盟明文规定,除波罗的海诸国
以外,排除所有前苏联共和国加入欧洲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它与四个中欧国家(波兰、
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东欧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署了“联
系协定”。然而,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可能在21世纪之前成为欧洲联盟的正式成员国,
而中欧国家毫无疑问要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先获得那种资格,假如后者确实能加入的
话。与此同时,波罗的海诸国和斯洛文尼亚最终成为成员国看来大有希望,而穆斯林国
家土耳其、小国马耳他以及东正教的塞浦路斯的申请在1995年还悬而未决。在欧洲联盟
扩大成员国的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国家和经济上也往往更发达的国
家。如果采用这条标准,那么,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
克)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耳他最终将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
联盟将与西方文明范围相重合,正如在欧洲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那样。
  文明的逻辑可以就北约的扩大推出类似的后果。冷战开始于苏联把其政治和军事控
制扩大到中欧,美国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北约以遏制,如果必要的话,击败苏联的进一步
侵略。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随着冷战的结束,北约有
一个中心的、必须遵循的目标:通过阻止俄国重新把政治和军事统治强加给中欧来确保
冷战不再出现。作为西方的安全组织,北约适当地向那些愿意加入北约的、在军事能力、
政治民主和由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等方面符合基本条件的西方国家开放,吸收它们为成员
国。
  美国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政策最初体现了一个更普遍化的方针,它体现在“和平伙伴”
关系中,它对欧洲国家,实际上对欧亚国家普遍开放。这一方针也强调欧洲安全与合作
组织的作用,它反映在克林顿总统1994年1月访问欧洲的讲话中:“现在自由世界的边
界应当根据新的行为而不是根据老黄历来确定。我要对所有想在欧洲划定一条新界线的
人说,我们不应当排除欧洲拥有最美好前途的可能性——到处都是民主,到处都是市场
经济,到处都是为相互的安全而进行合作的国家。我们必须阻止较差的结果出现。”然
而,一年后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根据“老黄历”来确定边界的重要性,并开始接受反映
文明差别现实的“较差的结果”。该政府积极行动为北约成员的扩大提出标准和日程,
首批是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然后是斯洛文尼亚,以后有可能是波罗
的海三国。
  俄罗斯激烈地反对北约东扩的任何行动,那些被认为是较开明和较倾向西方的俄罗
斯人争辩说,东扩将大大加强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政治力量。然而,北约东
扩仅限于历史上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国家,并向俄国作出保证,它将不包括塞
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只要乌克兰继续保持统
一)。北约东扩只限于西方国家,也强调了俄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
家的作用;以及因此它应对东正教边界内和沿边界的秩序负责。
  根据文明来区分国家的有用性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是根据
历史、文化、宗教来判断明显属于西方的仅有的几个前苏联共和国,它们的命运始终受
到西方的重大关注。美国从未正式承认它们与苏联的合并,苏联解体时,美国支持它们
的独立,并坚持俄罗斯人应当遵守它所同意从这些共和国撤军的时间表。对俄罗斯人来
说,这个信息的含义是,他们必须承认,波罗的海诸国不在他们可能想在其他前苏联共
和国建立的势力范围之内。正如瑞典首相所说: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成就是“对欧洲安全
和稳定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证实了,由于西方对波罗的海诸国明确负有的责
任,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任何复仇企图都无望实现,以此帮助了俄罗斯的民主人土。
  当人们普遍关注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扩大时,这两个组织的文化重构亦引起了它们可
能引起的缩小问题。一个非西方国家希腊,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另一个非西方国家
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它正在申请加入欧洲联盟。这些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们在冷
战后的文明世界里还站得住脚吗?
  土耳其在欧洲联盟获得正式成员资格很成问题,并且它在北约的成员资格已受到本
国繁荣党的攻击;然而土耳其可能仍留在北约,除非繁荣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或者土
耳其有意识地摒弃阿塔蒂尔克的遗产,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对于土耳
其来说,这是可以设想的,也可能是可取的,但在最近的将来却不可能实现。无论土耳
其在北约中的作用如何,土耳其在关于巴尔干地区、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的问题上,将越
来越追求自己的独特利益。
  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园,这里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
源泉。历史上,希腊人在反对土耳其人时,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先锋;与塞尔维亚人、
罗马尼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不同,希腊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然而希腊也
是一个异常的国家,是西方组织中的东正教局外者。它从来不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
轻松成员,它在使自己适应这两个组织的原则和道德观念时遇到了很大困难。60年代中
期到70年代中期,希腊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直到它转变为民主制以后才得以参加欧洲
共同体。它的领导人似乎常常故意背离西方的原则,并与西方政府作对。希腊较之其他
共同体和北约的成员国要贫穷,还常常执行一些轻视布鲁塞尔通行标准的经济政策。它
1994年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时的行为激怒了其他成员国,西欧官员私下称让它加盟
是一个错误。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希腊的政策越来越背离西方的政策。它对马其顿的封锁遭到西
方政府的强烈抨击,结果导致欧洲委员会向欧洲法院寻求反对希腊的禁令。在前南斯拉
夫的冲突中,希腊采取的政策与西方主要大国不同,它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并公然违
反联合国对他们的制裁决议。随着苏联的终结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希腊和俄罗斯在
反对它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上有了共同的利益,它允许俄罗斯在希腊族人控制的南塞浦
路斯建立重要的军事存在,由于“他们共同信奉东正教”,希腊族人既欢迎俄罗斯人又
欢迎塞尔维亚人到他们的岛上来。1995年,俄罗斯人在塞浦路斯大约开设了2,000家公
司;在那里出版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一克罗地亚语的报纸;而且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政府主
要从俄罗斯购买军火物资。希腊也在与俄罗斯探索把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通过土耳其
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境内的保加利亚一希腊输油管道运到地中海的可能性。希腊的整个外
交政策都带有浓厚的东正教倾向。毫无疑问,希腊将仍然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正式
成员。然而,随着文化重构过程的加强,它的这些成员资格无疑将变得更加脆弱,意义
更小,给有关方面带来更大的困难。冷战时期苏联的敌对者正在演变成为冷战后俄罗斯
的盟国。
               俄罗斯与其近邻
  沙皇帝国和共产党帝国的继承者是一个文明集团,它在许多方面与欧洲的西方相类
似。俄罗斯处于核心地位,相当于西方的法国和德国;它与一个内环密切相联,这个内
环包括两个主要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共和国——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还包括哈萨克
斯坦(其人口中有40%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历史上它是俄国的亲密盟国)。90年
代中期,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通过选举而掌权的亲俄政府。俄罗斯与格鲁吉亚
(其绝大多数人口信奉东正教)和乌克兰(其大部分人口信奉东正教)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但较为脆弱的联系;这两个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以往独立的经历。在东正教的
巴尔干地区,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塞浦路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罗
马尼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太密切。前苏联的穆斯林共和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仍然极
大地依赖俄罗斯。相比之下,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对欧洲吸引力的回应实际上已使它们脱
离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总体上,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下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集团,以及一个环绕
它的相对软弱的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它将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这些国家,并试图
把其他国家的影响排除在外。俄罗斯亦希望世界接受和支持这个体系。正如叶利钦在
1993年2月所说,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必要“给予俄罗斯在前苏联领土上确保和平和
稳定的特殊权力”。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
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
  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对于建立一个在欧亚事务和世界事务中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集
团来说至关重要。在苏联解体期间,所有这五个国家最初都向高度民族主义的方向前进,
强调它们新的独立并与莫斯科拉开距离。随后,对经济、地缘政治和文化现实的认识使
这些国家中的四个国家的选民选出亲俄政府,并支持亲俄政策。这些国家指望从俄罗斯
得到支持和保护。在第五个国家——格鲁吉亚,俄罗斯的军事干涉迫使政府的立场发生
了类似的转变。
  亚美尼亚历史上把它的利益认同于俄国的利益,而俄国也以保护亚美尼亚免受穆斯
林邻国的骚扰而感到骄傲。在苏联解体后的时代,这一关系恢复了生机,亚美尼亚人一
直依赖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并在有关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支持俄罗
斯。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与亚美尼亚不同,白俄罗斯几乎没有民族认同感,它也更依赖于俄罗斯的支持。该
国的许多居民对俄罗斯的认同不亚于对自己国家的认同。1994年1月,立法机关用一个
保守的亲俄分子取代了掌权的中间派和温和民族主义者。1994年7月,80%的选民选出
了一位极亲俄的总统,他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盟友。白俄罗斯早就加入了独
联体,并且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一起是1993年成立的经济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它还同意与
俄罗斯建立货币联盟,把它的核武器交给俄罗斯,允许俄罗斯军队在本世纪的剩余时间
里驻扎在它的领土上。除国名外,到1995年,白俄罗斯事实上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随着苏联的解体,摩尔多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许多人预料它最终将与罗马尼亚融
为一体。对发生这一情况的担忧,在俄罗斯化的东部地区激起了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
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暗中支持,俄罗斯第十四集团军的支持导致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
国”的成立。然而,摩尔多瓦要求与罗马尼亚统一的情绪由于两国经济问题和来自俄罗
斯的经济压力而减弱。摩尔多瓦加入了独联体,扩大了与俄国的贸易。1994年2月,亲
俄的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这三个国家中,倡议将战略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舆论导致政府赞同与俄罗斯紧
密结盟。在乌克兰最终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变化。在格鲁吉亚,这一过程要艰难得多。
格鲁吉亚在1801年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年其统治者国王乔治十三请求俄国人保护,
以防范土耳其人。1918-1921年在俄国革命的三年里,格鲁吉亚又获得了独立,但布尔
什维克强行把它并入了苏联。当苏联完结时,格鲁吉亚再一次宣布独立。一个民族主义
的联盟赢得了选举,但它的领导人实施自我毁灭的镇压并被暴力所推翻。曾任苏联外交
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回来领导这个国家,并在1992年和1995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巩固了权
力。然而他面临着得到俄罗斯大量支持的阿布哈兹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及被驱逐的加姆萨
胡尔季阿领导的起义。他模仿乔治国王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更大的选择”,然后转
向莫斯科寻求帮助。俄罗斯军队进行了干涉来支持他,代价是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
1994年,格鲁吉亚同意无限期保留其领土上的三个俄罗斯军事基地。俄军的干涉首先削
弱了格鲁吉亚政府,然后又支持它,从而把一心想独立的格鲁吉亚纳入了俄罗斯阵营。
  除了俄罗斯外,人口最多和最重要的前苏联共和国是乌克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
里,乌克兰都曾经独立过,然而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它是莫斯科统治的政治实体的一
部分。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654年,当时反抗波兰统治的哥萨克起义领袖博赫丹·赫麦
尔尼茨基同意向沙皇效忠以换取俄国帮助哥萨克反对波兰人。从那时到1991年,除1917
年至1920年的短暂独立外,乌克兰在政治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然而乌克兰是一个具有
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西方与东正教之间的文明断层线贯穿了它的中心地带,几个世
纪以来一直如此。过去,西乌克兰有时是波兰、立陶宛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的绝大
部分人口是东仪教的信徒,他们实行东正教礼拜式,但承认教皇的权威。历史上,西乌
克兰人讲乌克兰语,他们的观念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东乌克兰人绝大
多数信奉东正教,而且大部分人讲俄语。ZO世纪初,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全部人口中占
22%,土生土长的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占引%。大部分小学和中学都用俄语授课。克里米
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直到1954年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一
年,赫鲁晓夫把它并入乌克兰,其借口是承认 300年前赫麦尔尼茨基的决定。
  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区别明显地反映在这两部分人所持的态度上。例如,1992年
底,西乌克兰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说,他们深受那些反俄罗斯的人的敌意之苦。而持这
种态度的人在基辅只占10%。东西两部分的分裂在1994年7月的总统选举中非常引人注
目,在职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尽管与俄罗斯领导人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他认为
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获得了西乌克兰13个省的多数选票,最高的超过90%。他的
对手列昂尼德·库奇马在竞选中吸取了用乌克兰语演说的教训,以类似的多数赢得了东
部13个省。结果库奇马以52%的选票获胜。事实上,1994年乌克兰公众以微弱多弹确认
了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的选择。正如一个美国专家所说,这次选举“反映、甚至集中体
现了西乌克兰欧洲化的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一斯拉夫人之间在乌克兰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
家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这与其说是种族的分化,不如说是不同文化的分化”。
  由于这一分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沿着三条道路中的一条发展。90年代初
期,在有关核武器、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的权利、黑海舰队和经济关系
方面,两国之间存在着重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因而一些西方的
分析家论证说,西方应当支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然而,如果文明
起作用的话,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就很小。这两个国家都是斯拉夫国家,它
们的人民主要信仰东正教,几个世纪以来两国人民之间有亲密的联系,相互通婚非常普
遍。尽管存在着极大争议以及双方都受到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的压力,两国领导人还是作
了很大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些争端。1994年中期,乌克兰选出了明显倾向
俄罗斯的总统,减少了两国之间爆发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尽管前苏联其他地方发生了穆
斯林和基督教徒的严重冲突,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诸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并有一
些战斗,但是至1995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
  第二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为可能的是,乌克兰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
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分离问题首先始于克里米亚。克里米亚
人口中的 70%是俄罗斯人,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相当多的克里米亚公众支持
乌克兰从苏联独立。1992年5月,克里米亚议会经投票宣布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但
其后又在乌克兰的压力下取消了投票结果。然而俄罗斯议会通过投票取消了1954年把克
里米亚割让给乌克兰的决议。1994年1月,克里米亚人选举以“与俄罗斯统一”为竞选
纲领的人作为总统,这使得一些人提出疑问:“克里米亚是否将是下一个纳戈尔诺一卡
拉巴赫或阿布哈兹?”当克里米亚新任总统从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承诺后退,代
之以与基辅政府谈判时,答案是响亮的“不”。1994年5月,当克里米亚议会投票恢复
1992年宪法(该宪法实际上使它独立于乌克兰)时,局势又一次白热化。然而俄罗斯和
乌克兰的领导人又一次采取了克制态度,从而避免了这场争论引发暴力,两个月后,亲
俄罗斯的库奇马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减弱了克里米亚向分离方向的推进。
  然而,那次大选展示了乌克兰的西部与越来越向俄罗斯靠拢的乌克兰部分分离的可
能性。一些俄罗斯人可能会对此表示欢迎,正如一位俄罗斯将军指出的,“乌克兰或东
乌克兰在未来5年。ic年或15年将会回归,让西乌克兰见鬼去吧!”然而,这样一个残
余的信仰东仪教和倾向西方的乌克兰只有得到西方强大和有效的支持才能生存,而这种
支持只有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严重恶化,变成像冷战时的那种关系时,才有可能出现。
  第三种、也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乌克兰仍将是一个统一的、充满裂痕的、独立
的国家,并且总体上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一旦有关核武器和军事力量的过渡问题得到解
决,最严重的较长期的问题将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部分地要靠共同的文化和密切的私
人关系来解决。约翰·莫里森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之于东欧,犹如法德关系之
于西欧。正如后者构成了欧洲联盟的核心一样,前者对东正教世界的统一来说也是必不
可少的核心。
              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
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
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
“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
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
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
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
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
会(南北朝鲜、越南)。
  5O年代,中国将自己确定为苏联的一个盟友。然后,在中苏分裂后,它把自己看作
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价,而获利却甚少。在尼克
松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后,中国开始寻求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游戏中充当第三方,70年
代当美国似乎虚弱之时,它与美国结成了联盟,然后在80年代当美国军事力量增强,而
苏联经济上衰弱并陷入阿富汗战争时,它转向与美苏保持等距离。然而,随着超级大国
竞争的结束,“中国牌”变得毫无价值,中国又一次被迫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
作用。它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
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
   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
场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三个主要的华人实体
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
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
  中国政府把大陆中国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
自从放弃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
“自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
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
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人是具
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90年代中期,这一论调在官方和民间越来越流行。
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的华裔来说,“镜子检验”就成了对他们是谁的检
验,“去照照镜子”是倾向于北京的中国人对那些试图与外国社会同化的华裔的告诫。
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
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O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
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
  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
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
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其结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动力。
  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
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陆、“小老虎”(4只小老虎
中有3只是华人社会)和经济上为华人控制的东南亚目队注目的经济增长,华人功不可
没。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90年代,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
华人为大陆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资金。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主导了所在国的经
济。90年代初,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却占了国内公司销售总额的35%。80年代中期,
华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2%-3%,但大约拥有国内私人资本的70%。在印度尼西亚
最大的 25家企业中华人控制了 17家,据报道,一家华人联合大企业的产值占印度尼
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的5%。90年代初,华人占泰国总人口的10%,但拥有10家最大商业
集团中的9家,并且创造了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华人大约占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分
之一,但几乎完全主宰了该国的经济。除了日本和韩国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
  家庭和个人关系所形成的“竹网”(即关系网)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于大中华
共荣圈的形成。海外华人在中国做生意比西方人和日本人都能干。在中国,信任和承诺
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
做生意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一位著名的日本人在
1993年妒忌地说,中国得益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没有边界的华人商人网”。一位美
国商人同意这种说法:海外华人“有商业技巧,懂语言,他们把来源于家庭关系的关系
网带到了契约中,相对于那些必须向阿克伦或费城的董事会请示的人,这就是一个巨大
优势”。李光耀也精辟地指出了非大陆华人在与大陆打交道时的优势:“我们都是华人,
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们自然地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
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
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80年代末和
90年代,海外华人能够“向持怀疑态度的世界显示,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可
以弥补法治的缺乏以及规则和法规缺少透明度”。基础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共同文化根基
突出地显示在1993年11月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上,这次大会被
描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为华人必胜信念举行的一次庆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
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1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介入曾由于***事件而减少,这为
海外华人创造了一个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机会和动力,结果是各
华人群体之间的整个经济联系明显扩大。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
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占68.3%),还有台湾(占9.3%)、新
加坡、澳门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资本只占总额的6.6%,美国占4.6%。
在累计为500亿美元的外资总额中,67%的资本来源于华人。贸易的增长同样引人注目。
台湾对(大陆)中国的出口从1986年的几近于零提高到1992年占台湾出口总额的8%,
仅1992年就比上一年增长了35%。1992年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2%,与其全部出
口的增长还不到2%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默里·魏登鲍姆1993年所评论的,“尽管当
前日本主导了这一地区,但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
金融中心,这个战略地区包括相当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营销和
服务人才(香港);一个优良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大量金融资本的聚集地(以上三
个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力供应地(大陆中国)”。当然,此外,大陆中国还是
所有正在扩大的市场中最大的潜在市场,截至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以在当
地市场销售和出口为导向。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人同化,而后者常常持有反华情绪,这种
情况有时还会酿成暴力事件,如199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发生的暴乱。一些马来
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将华人资本流向大陆批评为“资本外逃”,为此以苏哈托总统为
首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他们的公众再三保证,这不会损害他们的经济。东南亚的华人
则坚持认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出生国而不是祖先的国家。90年代初,东南亚
的华人资本向大陆的外流被台湾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量投资所抵消。
  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共同的中国文化的结合导致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与华人的“祖
国”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使他们适应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香港的华人开始适应北
京的统治而不是伦敦的统治,商人和其他领袖不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或做可能会触怒中国
的事。当他们确实触怒了中国时,中国政府便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报复。到1994年,几
百个商人已与北京合作,成为“港事顾问”,实际上组成了影子政府。90年代初,中国
在香港的经济影响也急剧扩大,据报道,至1993年,大陆对香港的投资超过了日本和美
国在香港投资的总和。至go年代中期,由于香港与大陆的政治一体化将于1997年完成,
香港与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已经完成。
  台湾与大陆联系的扩大落后于香港。然而,80年代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1949年
后的30年里,双方曾拒绝承认彼此的存在和合法性,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往来,而且处于
实际的战争状态,这表现在它们不时向沿海岛屿开炮。然而,在邓小平稳固了权力并开
始经济改革进程以后,大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动,1981年,台湾政府作出了回应,
并开始调整以前与大陆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1986年5月,双
方代表第一次接触,就归还台湾的一架被劫持到大陆的飞机进行了谈判,翌年,台湾撤
消了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
  “同是中国人”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信赖极大地促进了随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
关系的迅速扩大。正如台湾的一位谈判代表所说,台湾人和大陆人有“血浓于水的亲
情”,并为彼此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到1993年底,台湾赴大陆旅游者超过420万人次,
大陆赴台湾访问者为4万人次;双方每天的往来信函有4万件,电话有13,000次。据报
道,1993年,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144亿美元,2万家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
约在150亿-300亿美元之间。台湾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大陆,其成功也日益依赖于大
陆。一位台湾官员于1993年说:“1980年以前,台湾最重要的市场是美国,但到90年代,
我们认识到,台湾经济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大陆。”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对面临着岛内劳
动力短缺的台湾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1994年,旨在调整大陆和台湾之间资
本和劳动力不平衡的一个反向过程开始出现,台湾的一些渔业公司雇用了1万名大陆人。
  经济关系的发展导致了两个政府之间的谈判。1991年,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
会”,大陆成立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便相互进行交流。1993年4月,双方
的第一次会谈在新加坡举行,随后在大陆和台湾又进行了一些会谈。1994年8月,双方
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达成了“突破”性协议,人们开始推测双方政府最高领导人之间举行
会谈的可能性。
  9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台北之间仍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主权问题、台湾参加国
际组织以及台湾把自己确定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问题。后者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因为倡导独立的主要政党民进党发现,台湾选民并不想破坏与大陆的现存关系,在这个
问题上过分努力会损害它的选举前景。民进党领导人因此强调,如果他们赢得了权力,
独立将不被列入他们的近期日程。双方政府在坚持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和其他岛
屿的主权,以及确保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有着共同利益。90年代中期,北京
和台北在缓慢地、可察觉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互相靠拢,并在扩大经济关系和共同的文化
认同中发展着共同利益。
  双方走向和解的行动在1995年戛然而止,因为台湾政府积极谋求外交承认及获得国
际组织的准入券。李登辉“总统”对美国进行了“私人”访问,台湾于1995年12月进行
了国大选举,随后于1996年3月举行了总统选举。中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在台湾主要
港口附近的水域进行导弹试验,并在台湾控制的滨海岛屿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这些事态
的发展引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目前台湾在不正式独立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民主?未来台
湾如果不保持事实上的独立,能否保持民主?
  事实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并可能进入第三个阶段。几十年来,
国民党政府宣称自己是整个中国的政府;这个说法显然意味着与事实上除台湾外的整个
中国的政府相冲突。80年代,台湾政府放弃了这一主张,并把自己确定为台湾的政府,
这就提供了与大陆“一国两制”概念相适应的基础。然而,台湾形形色色的人和集团越
来越强调台湾独立的文化认同,强调它处于中国人统治下的时间相对短暂,它的方言不
被讲普通话的人所理解。事实上,他们正试图把台湾确定为一个非中国的社会,从而合
法地独立于中国。此外,当台湾政府在国际上越来越积极地活动时,它似乎也是在暗示
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台湾政府的自我确定看来经历了
一个演变:从整个中国的政府到中国的一部分的政府,再到不是中国的政府。这后一个
使其事实上的独立正式化的立场是北京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北京政府反复强调它不惜
使用武力来阻止台湾独立。中国政府领导人还声明,在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和1999年收
回澳门后,他们将着手进行大陆与台湾的重新统一工作。此事将如何进行大概取决于以
下几个因素:台湾支持正式独立的力量的增长程度;北京的权力继承斗争能否有结果,
这一斗争促使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使封锁台湾和入侵台湾成为可
能的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21世纪初,通过强迫和调解或双管齐下,台湾似乎将会与中
国大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直至70年代末,顽固反共的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冷淡的,李光
耀和其他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的落后满怀蔑视。然而当中国经济在80年代开始起飞时,
新加坡依照传统的搭车模式开始倾向于大陆。至1992年。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为19亿美
元,次年它宣布要在上海附近建立一个“新加坡第二”的工业园区的计划,这将涉及几
十亿美元的投资。李光耀成为一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热情支持者及其力量的钦佩者。
他于1993年说,“中国就是行动的地方”。1993年新加坡政府的海外援助
  项目有一半是放在中国的。以前新加坡的对外投资大量集中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
亚,现在已开始转向中国。据说,70年代当李光耀第一次访问北京时,他坚持与中国领
导人谈话时讲英语而不是汉语。20年后,他不可能再那样做了。
            伊斯兰:没有凝聚力的意识
  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政治忠诚的结构一般与现代西方正好相反。对于后者来说,
民族国家是政治忠诚的顶点,狭义的忠诚从属于它并被归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了
民族国家的群体——语言或宗教社会群体,或者文化,对忠诚和义务的要求则不那么强
烈。沿着从范围较窄到范围较大的实体的连续曲线,西方忠诚往往是在中间达到最高点,
而忠诚强度的曲线则在某种程度上呈倒U字形。在伊斯兰世界中,忠诚的结构差不多恰
恰相反,在伊斯兰的忠诚曲线中,中段是个空缺。恰如艾拉·拉皮德斯所说:有“两种
基本的、原始的、持久的忠诚结构”,一方面是对家庭、部族和部落的忠诚,另一方面
是对“在更大规模上的文化、宗教和帝国的统一体”的忠诚。一位利比亚的学者亦持类
似观点:“在阿拉伯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中,部落主义和
宗教(伊斯兰教)曾起过并仍然起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确实,它们如此交织在一
起,以致它们被看作是形成和决定阿拉伯政治文化和阿拉伯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
部落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正如塔赫辛·贝希尔所指出的,许多国家不过是
“有旗帜的部落”。沙特阿拉伯的奠基者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巧妙地通过联姻和其他手
段建立了一个部落联盟,沙特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部落政治,它使苏德里斯反对
沙马斯和其他部落。在利比亚的发展中,至少有18个部落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说在苏丹
生活着大约500个部落,最大的部落占全国人口的12%。
  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忠诚是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言,而
不是对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人们确实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
“伊斯兰教是人们中间最强大的统一力量,比埃米尔(酋长)的权力还要大”。在车臣
人和相关的北高加索人中间,存在着100个“山区”部族和70个“平原”部族,它们如
此紧密地控制着政治和经济,以致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形成对照的是,据说车臣有“部
族”经济。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小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
中心,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颇成问题,因
为它们大多数是欧洲帝国主义任意(即便不是反复无常地)制成的,它们的边界甚至常
常与种族集团的界线不一致,如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这些国家把阿拉伯民族分隔开来,
而另一方面,一个泛阿拉伯国家从未实现过。此外,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与安拉具有最
高权力和伊斯兰信仰至上的思想不相容。作为一种革命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摒弃了
民族国家,而赞成伊斯兰的团结,正像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国际无产者
的团结一样。伊斯兰民族国家的虚弱也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二战后的岁月中,尽
管穆斯林集团之间发生了无数的冲突,但穆斯林国家之间的重大战争却很罕见,其中两
场重要的战争就是伊拉克对邻国的侵略了。
  70年代和80年代,在各国造成伊斯兰复兴的同样因素也加强了对伊斯兰信仰或整个
伊斯兰文明的认同。一位学者在80年代中期评论道:
  非殖民化、人口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穆斯林国家下面的石油财富和其他
因素相关的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刺激了对穆斯林认同和团结的严重关注……
现代通讯加强并发展了穆斯林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到麦加朝圣的人数急剧增长,在远
至中国、塞内加尔、也门和孟加拉国的穆斯林中产生了更强烈的共同认同感。在中东的
大学读书的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和非洲的学生逐渐增多,他们传
播思想,建立跨国界的私人关系。在诸如德黑兰、麦加和吉隆坡这样的中心,穆斯林知
识分子和乌理玛经常性地越来越频繁地举行会议和磋商……磁带(录音带和现在的录相
带)把清真寺的阿訇布道跨国界传播开来。因此,有影响的布道者现在的听众远远超越
自己的本地社区。
  穆斯林的团结意识也反映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动中,并受到这些行动的鼓励。
1969年,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和巴基斯坦、摩洛哥、伊朗、突尼斯、土耳其领导人一起,
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行了第一次伊斯兰首脑会议,这次会议的成果是产生了“伊斯
兰会议组织”,它于1972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吉达。实际上,所有拥有大量穆斯林人
口的国家现在都属于该组织,它是伊斯兰唯一的国家间组织。基督教、东正教、佛教和
印度教的各国政府都没有基于宗教的国家间组织,而穆斯林各国政府却有。此外,沙特
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和利比亚政府发起并支持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如世界穆斯林大
会(巴基斯坦成立的)和世界穆斯林联盟(沙特成立的),以及“被认为具有同它们相
同的意识形态取向的、大量的常常是相距很远的政权、政党、运动和事业”,这些组织
又“增进了信息和资源在穆斯林之间的流动”。
  然而,伊斯兰意识能否发展为伊斯兰凝聚力涉及到两个矛盾。首先,伊斯兰世界围
几个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而发生了分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试图利用对穆斯林伊斯兰
信仰的认同来促进其领导下的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这种竞争在现政权及其组织与伊斯
兰主义政权及其组织两者之间展开。沙特阿拉伯领头创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部分是为
了与阿拉伯联盟相抗衡,后者当时受(埃及的)纳赛尔的控制。1991年,在海湾战争后,
苏丹领导人哈桑·图拉比成立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以便与沙特阿拉伯控制
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相抗衡。“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于1995年初在喀土
穆召开,来自80个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运动的几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除了这些
正式组织以外,阿富汗战争还产生了一个老战士的非正式的、地下集团的广泛网络,这
些老战士为穆斯林或伊斯兰主义事业,曾经在阿尔及利亚、车臣、埃及、突尼斯、波斯
尼亚、巴勒斯坦、菲律宾和其他地方久经沙场。战争后,由于又有一些战士在白纱瓦外
的达瓦圣战大学,以及阿富汗各种派别和外国支持者主办的军营里受到训练,他们的队
伍得到了更新。激进派政权和运动的共同利益偶尔也会克服更传统的对抗,在伊朗的支
持下,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苏丹和伊朗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军事合作,伊朗的空军和海军使用苏丹的设施,而且两国政府联合支持阿尔及利亚和
其他地方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据说,哈桑·图拉比与萨达姆·侯赛因于1994年建立了亲
密的关系,伊朗和伊拉克也走向和解。
  其次,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预先假定了民族国家的非法性,然而伊斯兰世界只能通
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核心国家来统一,而当前正缺少这样的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
一宗教共同体,伊斯兰这个概念一直意味着,过去,核心国家通常只有当宗教和政治领
导人——哈里发和苏丹——在一个单一的统治机构中合二为一时才能形成。7世纪阿拉
伯人对北非和中东的迅速征服,在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时达到了顶峰。随
后是8世纪以巴格达为基础的、受波斯人影响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10世纪在开罗和
科尔多瓦还出现了次一级的哈里发。400年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横扫中东,于1453年侵
占了君士坦丁堡,并于1517年确立了新的哈里发。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些土耳其人侵入
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使伊斯兰世界失去了核心国家。它的领
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西方列强瓜分,列强撤退时,在这些领土上留下了一些脆弱的国
家,它们建立在不同于伊斯兰传统的西方模式之上。因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宗教、文化的合法性来担当这个角色,并被
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接受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
  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
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一个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
这种状况可能持续下去吗?
  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必须拥有经济资源、军事实力、组织能力和伊斯兰认同,还必
须承担充当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导和宗教领导的伊斯兰义务。人们时而提到的可能成为伊
斯兰领导的国家有六个,然而,目前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具备成为有效的核心国家的全部
条件。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然而它处于伊斯兰世界的外围,
远离阿拉伯中心;它的伊斯兰教具有宽松的东南亚的特点,是伊斯兰教的东南亚变种;
它的人民和文化是本土的、穆斯林的、印度教的、中国的和基督教影响的混合体。埃及
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人口众多,地理上处于中东中心的战略位置,拥有讲授伊斯兰学问
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然而它又是一个穷国,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由西方控制
的国际组织和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
  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全都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穆斯林国家,并且一直积极
努力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影响并充当其领导。为此,它们在创立组织、资助伊斯兰团体、
向阿富汗战争提供支持、向中亚穆斯林献殷勤等方面,相互竞争。伊朗的面积、中心位
置、人口、历史传统、石油资源和中等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它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
然而穆斯林中90%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作为伊斯兰的语言,波斯语的地位远逊
于阿拉伯语;况且,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一直势不两立。
  巴基斯坦具有面积、人口和军事技术的条件,它的领导人不断试图扮演伊斯兰国家
合作促进者的角色,并充当伊斯兰世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言人。然而,巴基斯坦相对
贫穷,深受内部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裂的困扰,有政治不稳定的纪录,关注与印度的安
全问题。这最后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巴基斯坦为什么要发展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
穆斯林国家,如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最初的家园,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都在那儿,它的语言是
伊斯兰的语言;它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影响;它的政府严格按伊
斯兰原则塑造了沙特社会。70和80年代期间,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
它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事业,从清真寺、教科书到政党、伊斯兰组
织和恐怖主义运动,它这样做时相对来说是一视同仁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人口相对
较少,地理上易受攻击,因而在安全上依赖于西方。
  最后,土耳其拥有成为核心国家的历史、人口、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民族凝聚力、
军事传统和军事技术等条件。然而,它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世俗社会。阿塔蒂尔克
阻止土耳其共和国继承奥斯曼帝国所扮演的那种角色。土耳其甚至不能成为伊斯兰会议
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因为它在宪法中规定信奉世俗主义。只要土耳其继续把自己确定为
世俗社会,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就与它无缘。
  那么,假如土耳其重新确认自己呢?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土耳其可能乐于放弃它像
乞丐一样恳求加入西方的令人沮丧和羞辱的角色,恢复它作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主要对
话者和对抗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更高雅的历史角色。原教旨主义已在土耳其兴起;在
奥扎尔的领导下,土耳其作了广泛的努力来认同阿拉伯世界;它利用种族和语言的联系
在中亚扮演了温和的角色;它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给予了鼓励和支持。在穆斯林国家中,
土耳其与巴尔干、中东、北非和中亚的广泛历史联系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设想,土耳其
实际上可以“充当(伊斯兰世界的)南非”:放弃与其现状相悼的世俗主义,就像南非
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一样,从而把自己从一个伊斯兰文明的赚民变为该文明的首要国家。
南非在体验了西方基督教和种族隔离制度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特别有资格领导非洲;
在体验了西方的世俗主义和民主制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土耳其可能同样有资格领导
伊斯兰。但是,要这样做,它就必须摒弃阿塔蒂尔克的传统,甚至要比俄罗斯摒弃列宁
的传统还要彻底。它还需要一位具有阿塔蒂尔克的能力的领导人,以及这样一位领导人:
他将把宗教的和政治的合法性结合起来,把土耳其从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重新塑造为一
个核心国家。
ico_lz  楼主| 发表于 2012-8-2 23:02:4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
               西方的普世主义
  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
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
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
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
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
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
响。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明世界
最为普遍的特征。当其他文明的力量相对增强、西方文化的感召力消退之时,非西方国
家的人民对其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也随之增强。因此,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中心
问题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
两者之间的不协调。
  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球性胜利,因而它
是普遍适用的,并因此加剧了这种木协调。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
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
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
提倡这些价值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
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
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词已成为一个委婉的集合名词(代替了“自由世
界”),它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例如,
西方正试图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纳入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西方通过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且将自认为恰当的经济政策
强加给其他国家。然而,任何非西方国家的民意测验都显示出,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无疑会得到财政部长们和少数其他人的支持,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对它的评价都是不
利的。他们会赞同阿尔巴托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描述:“一群热衷于夺取他人
钱财、将不民主和相异的经济政治行动规则强加于人、压制经济自由的新型布尔什维克。
  非西方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则与其行为之间的差距。坚持普世主义的代
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
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
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地粉碎,但
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是推行原则的普遍标准所
无法避免的代价。
  取得政治独立之后,非西方国家便希望摆脱西方对其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控制。东
亚社会在争取与西方经济平等的道路上进展顺利,亚洲和伊斯兰国家正在寻求与西方取
得军事平衡的捷径。西方文明在全球的传播、西方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其他文明对自身文
化的日益伸张这几个因素一道,决定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总体说来是一种困难的
关系。然而,这些关系的性质及其对抗的程度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它们可以归为三类。
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
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部分地依赖于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
得多,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介乎于上
述两类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因为这三个核心国家时而与挑战者文明站在
一起,时而又与西方站在一边,“摇摆”于以西方为一方。以伊斯兰和中华文明为另一
方的两者之间。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
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权力和自我伸张性的增强,它们与西方在价值观念
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由于伊斯兰世界缺少一个核心国家,因而其各个国
家与西方的关系有着极大的差异。然而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反西方浪潮,其
标志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穆斯林国家的政权从亲西方向反西方的人手中的转移,一
些伊斯兰集团和西方之间的准战争,以及冷战期间一些穆斯林国家与美国之间存在过的
安全纽带的削弱。造成一些特定问题上差异的,是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塑造世
界的未来之时,相对于西方而言,这些文明将起什么样的作用? 21世纪的全球体制、
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预测,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携起手来抵制西方的支配
权。在一些地区,这一现象确已发生。然而在最近的将来,反西方的全面联盟似乎还不
会形成。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
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
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
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
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它们可能在一些不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包括人权和经济问题,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从属于这两个文明的国家携手发展其军事能
力,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以此来抗衡西方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
到9O年代初,出现了以中国和北朝鲜为一方,在不同程度上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
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为另一方的“儒教-伊斯兰教联系”,它们在上述问题上
联合起来对抗西方。
  这些使西方和上述其他社会产生分歧的问题在国际日程上变得日益重要,其中有三
个问题关系到西方的努力:1、通过不扩散和反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其运
载手段扩散政策保持其军事优势;2、施加压力要其他社会像西方一样尊重人权并实行
民主制度,以此来推广西方的政治价值和体制;3、限制非西方国家移民或难民的入境
人数,以保护西方社会的文化、社会和种族的完整。在所有这三个领域里,西方在反对
非西方社会以保护自身利益时已经并可能继续遇到困难。
                武器扩散
  军事能力的扩散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当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
济更为富裕之时,其军事实力也变得更加强大,伊斯兰国家最终也将出现这种情况。如
果俄罗斯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它也会是如此。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许多非西方国
家从西方各国、俄罗斯、以色列和中国得到了先进的武器,并建立了自己的精密武器生
产设施。21世纪初期,这些进程还将继续下去并可能加速。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相当
一段时期之内,将唯有西方——主要是指得到英国和法国帮助的美国——具备在世界几
乎所有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地轰炸世界任何地区的空中力量。
这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
明的主要因素。在近期内,西方与非西方常规军事力量的对比将是西方占压倒优势。
  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能力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国家寻
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们认为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
其运载工具。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已经成为或渴望成为在区域中起支配作用的国家,
特别强烈地希望得到这些武器。这些武器首先可以使它们在本文明内和地区内控制其他
国家,其次可以使它们具有威慑美国或其他外部国家对本文明或区域干涉的手段。如果
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推迟两三年,直至伊拉克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他就很可
能占领科威特,并极有可能占领沙特的油田。非西方国家从海湾战争中汲取了明显的教
训。对北朝鲜的军人来说,这教训即是:“不要让美国人集结他们的军队,不要让他们
动用空军,不要让他们获得主动权,不要让他们打一场伤亡极小的战争。”对一位印度
高级将领来说,这个教训甚至更为明确:“不要和美国人打仗,除非你拥有核武器。”
整个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们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教训,因为他们有一个似
乎合理的推论:“如果你拥有核武器,美国就不会与你开战。”
  劳伦斯·弗里德曼指出:“与通常的强势政治不同,核武器事实上加强了国际体系
四分五裂的趋势。在这个体系中,以往的大国所起的作用正在减弱。”因此,对于西方
来说,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所起的作用与冷战期间的作用正相反。正如美国国防部长
莱斯·阿斯平所指出的,核武器在当年弥补了西方与苏联相比在常规武器方面所处的劣
势。它们是“平衡器”。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拥有“无与匹敌的常规军事力量,
我们的潜在对手则可能拥有核武器。结果被平衡的是我们自己”。
  因此,俄罗斯在其防务计划中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于1995年计划从乌克兰购买洲
际导弹和轰炸机,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美国的一位武器专家评论道:“现在我们听到
的正是自己在50年代指责俄国人的那些话。现在是俄国人在说‘我们需要核武器来弥补
我们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劣势’。”另一个反过来的相关事例是,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威慑
目的而拒绝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为了使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具有新的威慑作用,
1993年俄罗斯宣布放弃前苏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与此同时,冷战后的中国在发
展其有限核威慑战略时,对它于1964年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提出了疑问,并
开始降调。当其他核心国家和地区强国获得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也可能
效仿它们的举动,尽量扩大其武器对西方针对其常规军事行动的威慑效果。
  核武器还可能更直接地威胁西方。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可达到欧洲和北美的装有核
弹头的弹道导弹。北朝鲜、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在扩大其导弹的射程,在将来的某一时刻,
也可能拥有直接打击西方的能力。此外,核武器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运载。军事分析家对
诸如恐怖主义、零星游击战这类强度很低的战争,到有限战争、动用大规模常规武器的
更大的战争,直至核战争的暴力范围作了界定。历史上,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即那
些不拥有常规军事力量者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武器也成了弱者弥补常规力
量劣势的手段。过去,恐怖主义者所能进行的只是有限的暴力活动,在这里杀几个人,
在那里摧毁一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需具备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然而,在未来
的某一时刻,少数恐怖主义者将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恐怖
主义和核武器分别是非西方的弱国手中的武器。一旦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非西方的弱国
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在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
和儒教国家。巴基斯坦,也许还有北朝鲜,拥有少量的核武器,或者至少是快速装配核
武器的能力,它们还在研制或购置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更远的导弹。伊拉克曾具有不
可忽视的进行化学战的能力,并为获得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作过巨大的努力。伊朗制定了
一个研制核武器的庞大计划,并一直在扩大其运载核武器的能力。1988年,伊朗总统拉
夫桑贾尼宣称:伊朗“必须用进攻性和防御性及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全面
武装自己”。3年后,伊朗副总统在一次伊斯兰会议上说:“既然以色列继续拥有核武
器,我们穆斯林就必须合作生产原子弹,而不顾联合国防止核扩散的努力。”1992年和
1993年,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伊朗正在寻求获得核武器;1995年美国国务卿沃伦·克
里斯托弗明确地指出:“今天伊朗正在不顾一切地研制核武器。”其他穆斯林国家据说
对研制核武器也有兴趣,其中包括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依照阿里·马兹
瑞富有诗意的说法,“新月悬挂在蘑菇云之上”,除西方之外它还会威胁到其他国家。
伊斯兰最终会“与其他两个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及政治化
了的犹太教文明——一起玩核轮盘赌”。
  武器扩散一直是儒教-伊斯兰教联系的最为密切和具体之处。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
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这些转让包括: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建
造一座防备严密的秘密核反应堆,表面上它是用于研究的,但西方专家们普遍认为它具
备生产钚的能力;向利比亚出售化学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CSS- 2中程导弹;向
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北朝鲜提供核技术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规武器。
除此之外,北朝鲜在90年代初经由伊朗向叙利亚提供了“飞毛腿C导弹”,此后又提供
了这些导弹的机动发射架。
  儒教-伊斯兰教军事联系的中心环节是以中国和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北朝鲜为一方,
以巴基斯坦和伊朗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1980—1991年,中国武器的两个主要接受国是
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70年代起,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发展了异常密切的
军事关系。1989年,两国签署了在“购买、联合研制和开发。共同生产、技术转让以及
通过双边协议向第三国出口方面进行合作”的10年谅解备忘录。1993年又签署了一个由
中国为巴基斯坦购买武器提供信贷的补充协议。结果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
大的武器供应者,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几乎所有种类和用于各军种的武器”。中国还帮助
巴基斯坦建造了生产喷气式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导弹的设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为
巴基斯坦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据说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供浓缩用的
铀,为设计导弹提供咨询,还可能允许巴基斯坦在中国的试验场上爆炸核装置。中国此
后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为300公里的M-11弹道导弹,从而违背了
对美国作出的承诺。作为回报,中国从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毒剌式导弹。
  到9O年代,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武器联系也变得紧密起来。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
中国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22%,并在1989年成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中国还对伊
朗公开声明的获取核武器的努力给予了积极的合作。“中国-伊朗合作协议草案”签署
之后,两国于1990年正月达成了一个关于科学合作和军事技术转让的10年谅解协议。
1992年9月,拉夫桑贾尼总统在伊朗核专家的陪同下访问了巴基斯坦,然后去中国签署
了另一个核合作协议。1993年2月,中国同意在伊朗建设两个300兆瓦的核反应堆。在执
行这些协议时,中国向伊朗提供了核技术和核情报,帮助伊朗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并
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浓缩装置。1995年,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中国同意
“终止”(根据美国的说法),或“中止”(根据中国的说法)出售这两个300兆瓦反
应堆。中国还是伊朗导弹和导弹技术的主要供应国,包括80年代后期通过北朝鲜提供的
蚕式导弹,1994-1995年提供的“几十或者几百个导弹制导系统和电脑化机械装置”。
中国还许可伊朗生产中国式的地对地导弹。北朝鲜也协助援助,向伊朗运送了飞毛腿导
弹,帮助伊朗发展自己的生产设施,1993年又同意向伊朗提供射程为600英里的诺冬I型
导弹。作为这个三角关系的第三个边,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领域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巴基斯坦为伊朗培训科学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于1992年11月达成了联合进行核项
目的协议。中国为巴基斯坦和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广泛援助,这证明这些
国家相互承担的义务和合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水平。
    表8.1 中国在1980-1991年间的部分武器转让
  ┌────────┬─────┬────┬───┐
  │        │伊朗   │巴基斯坦│伊拉克│
  ├────────┼─────┼────┼───┤
  │主战坦克    │  540  │ 1,100 │1,300│
  │装甲运兵车   │  300  │ -   │ 650 │
  │反坦克导弹   │ 7, 500 │ 100  │ -  │
  │火炮/火箭发射器│ 1,200* │ 50  │ 720 │
  │战斗机     │  140  │ 212  │ -  │
  │反舰导弹    │  332  │ 32  │ -  │
  │地对空导弹   │ 788*  │ 222* │ -  │
  └────────┴─────┴────┴───┘
  *数字未全部核实。
  资料来源:卡尔·艾肯伯里:《解释与影响中国的武器转让》(华盛顿:国防大学
国家战略研究所,麦克尼尔文件第36期,1995年2月),第12页。
  这些事态发展和它们对西方利益构成的潜在威胁,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
题成为西方安全议程的首要问题。例如,1990年, 59%的美国公众认为防止核武器扩
散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1994年,82%的公众和90%的对外政策制定者持上述看
法。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强调了核不扩散的首要性;1994年秋天又宣布了“全国紧
急动员”,来对付“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对“美国国家安
全、对外政策和经济造成的异常巨大的威胁”。199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拥有
100名工作人员的核不扩散中心;1993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宣布了一个新的国
防部反扩散动议,并新设了一个负责核安全和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部长职位。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古典式的军备竞赛,研制了技术上越来越先进的
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这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在冷战后的世界,主要
的军备竞赛却是另一种类型。西方的对手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则试图阻止
它们。这不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而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抑制增强军
事能力。除了口头上的争辩以外,西方核武库的规模和能力并非是竞争的一部分。以增
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的武器竞赛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在资源、义务和技术上的竞
争,它不是预先注定的。但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抑制增强军事能力的竞赛结果却更容易
预测。西方的抑制努力可以减缓其他社会增强军事能力,却不能阻止它们。非西方社会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有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通过出售武器、技术和专业知识获取利
润的商业刺激,以及核心国家和区域强国保护其地区霸权的政治企图,都削弱了美国为
抑制所作的努力。
  西方提倡核不扩散符合世界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稳定的利益。然而,其他
国家却认为,核不扩散是为了维护西方的霸权利益。这一情况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
与安全利益可能受到核扩散影响的地区强国之间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分歧。朝鲜的情况明
显是如此。1993年和1994年,美国在北朝鲜核武器发展问题上使自己陷入了一场心理危
机。1993年11月,克林顿总统明确声明:“不能允许北朝鲜发展核弹,在这个问题上我
们的态度必须非常坚决。”参议员、众议员和前布什政府的官员们讨论了对北朝鲜核设
施发动先发制人袭击的可能必要性。美国对北朝鲜核计划的关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
出于它对全球核扩散的考虑。北朝鲜的核力量不仅会使美国在东亚可能采取的行动受到
遏制和复杂化,而且,如果北朝鲜出售核技术和武器,还会影响美国在南亚和中东的行
动。
  另一方面,南朝鲜将核弹与其地区利益联系在一起。许多南朝鲜人将北朝鲜的核弹
视为“朝鲜的”核弹,也就是说它永远不会被用来攻击其他的朝鲜人,而可能用来保卫
朝鲜的独立和利益以对抗日本和其他的潜在威胁。南朝鲜的文武官员们明确地希望组成
一个具备核能力的统一的朝鲜。这样,南朝鲜的利益将万无一失,因为北朝鲜花费了资
金并为发展核弹而遭到国际谴责,而南朝鲜最终会继承它;北朝鲜的核武器和南朝鲜的
工业力量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一个统一的朝鲜在东亚舞台上作为一个重要角色而发挥与
其身份相称的作用。结果,美国和南朝鲜之间的明显重大分歧达到了这一程度:1994年,
华盛顿认为朝鲜半岛出现了严重危机,但汉城却没有任何严重危机感,这造成了两个首
都之间的“惊人差异”。一位记者在1994年6月“危机”达到高潮时评论说:“始于几
年前的北朝鲜核武器怪现象之一,是危机感加剧了来自朝鲜的更大的危机”。美国的安
全利益和南亚国家的利益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差距,美国对那里核武器扩散的关切更甚
于该地区的居民。印度和巴基斯坦更容易接受彼此的核威胁,而难以接受美国遏制、减
轻或消除来自这两个国家核威胁的建议。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平衡器”扩散的努力成效甚微,
并且可能继续是如此。就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不能允许北朝鲜拥有核武器一个月之后,
美国的情报机构向他报告说,北朝鲜可能已拥有了一、两件核武器。美国随之转而对北
朝鲜采取胡萝卜政策,引诱它不要扩大核武库。同样,美国无法扭转或阻止印度和巴基
斯坦发展核武器,亦无法使伊朗停止发展。
  1995年4月召开的关于核不扩散条约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该条约的期限是否应续
定为无限期或者定为25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赞成无限期地延长,但其他许多国家
反对作这样的延长,除非五个公认的核大国更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器。此外,埃及反对延
长,除非以色列签署该条约并接受安全核查。最后,美国非常成功地通过耍手腕、贿赂
和威胁并用,在无限期延长的问题上赢得了压倒多数国家的同意。例如,埃及和墨西哥
都曾反对无限期地延长该条约,但由于它们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因而无法坚持自己的立
场。尽管该条约的延长得到了一致的赞同,但七个穆斯林国家(叙利亚、约旦、伊朗、
伊拉克、利比亚、埃及、马来西亚)和一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在最后辩论时仍提出
了反对意见。
  1993年,西方的主要目标正如美国的政策所表现出的那样;从核不扩散转向了反核
扩散。这种转变是对现实的承认,即某些核扩散已无法避免。在适当的时候,美国的政
策将会从反对扩散转向接受扩散,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跳出冷战思维定式,转而去促进扩
散、使其服务于美国和西方利益的话。然而,美国和西方至1995年止仍然坚持奉行抑制
政策,而这一政策最终注定要失败。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的扩散,是权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
                人权和民主
  在70和80年代,有三十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从独裁转向了民主。一些原因造成了这
种转变浪潮,经济发展无疑是促成这些政治变化的主要根本因素。此外,美国、西欧主
要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政策和行动,也对西班牙、葡萄牙、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
南朝鲜和东欧民主制度的建立起了帮助作用。民主化在基督教和西方影响强大的国家最
为成功。新的民主政权在主要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南欧和中欧最可能保持稳定,在拉丁
美洲稳定性较差。在东亚,信奉天主教和受到美国极大影响的菲律宾于80年代回到了民
主国家的行列。同时,南朝鲜和台湾的基督教领袖们也在推动民主化运动的发展。正如
前面已经指出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在前苏联,波罗的海港共和国取得了成功;在东正教
诸共和国中,民主制度的稳定程度彼此有相当大的差别,并且难以预测;穆斯林国家的
民主前景则很暗淡。至90年代,除了古巴,其他大多数信奉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影响强
大的国家都开始了向民主制的转变,但非洲是例外。
  这些转变和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
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因此,促进民
主的传播便成为西方人首要的目标。布什政府也赞同这一看法。1990年4月,国务卿詹
姆斯·贝克说:“在遏制之后等待着的是民主制。”谈到冷战后的世界,他说:“布什
总统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促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在1992年大选中,比尔·克林顿反
复强调推进民主是该政府的首要考虑,在一次重要的竞选演说中谈到对外政策时,他用
整个篇幅谈论民主化问题。克林顿上台之后,他建议将拨给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增加
三分之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将克林顿对外政策的主题表述为“扩大民主”;他的国防
部长确认促进民主是该部的四个主要目标之一,并试图在国防部设立一个高级职位来促
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促进人权和民主在较小的程度上、以较不明显的方式,在欧洲国家
的对外政策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也将此作为给予发展中国
家贷款和援助的标准。
  到1995年,欧洲和美国为达到上述目标所作的努力相同。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
对来自西方的压力采取了抵制态度,包括印度教、东正教和非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
至还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但是对西方民主化努力抵制得最强烈的还是伊斯兰和亚洲。这
种抵制植根于伸张自身文化的更广泛的运动之中,具体表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的
自我肯定。
  美国在亚洲的失败,主要源于亚洲经济财富的增长和亚洲国家政府自信心的增长。
亚洲的国际法专家反复地提醒西方,亚洲依赖和从属于西方的旧时代已经过去,40年代
西方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控制联合国、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一
位新加坡官员说:“在亚洲促进人权的努力,必须考虑到冷战后世界权力分配的变化……
西方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已经极大地减弱。
  他言之有理。美国和北朝鲜就核问题达成的协议可被恰当地称为“有条件的投降”,
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屈服,则是无条件的投降。美国曾威胁说,
如果中国不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便不给予它最惠国待遇,但结果是克林顿
政府的国务卿在北京受到了甚至不给面子的冷遇。美国对此事作出的反应是放弃原先的
政策,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脱钩。中国对美国软弱表现的回应是继续并强化克林顿
政府所反对的做法。美国政府在与新加坡就一位美国公民遭鞭答、与印度尼西亚就其在
东帝议施行暴力镇压的问题打交道时,也采取了退缩的态度。
  亚洲国家政权抵抗西方在人权问题上施压的能力,还由于其他一些因素而增强。美
国和欧洲国家的企业急切地想要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到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投资,因
而对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要求政府不干扰它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此外,亚洲
国家将西方的压力视为对其主权的侵犯。当出现这些问题时便会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
中国是否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关系到在中国投资的台湾、日本和香港商人的重大利
益。日本政府通常与美国的人权政策保持距离。在***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首相宫
泽喜一说:我们不会让“抽象的人权观念”影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东盟国家不愿意对
缅甸施加压力,而且于1994年欢迎它的军人政府参加会议;而欧洲联盟,正如其发言人
所说的,不得不承认它的政策“一直不很成功”,因为它不得不与东盟对缅甸的态度保
持一致。此外,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诸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能够对批
评它们或者参与它们认为令人不愉快行动的国家和公司实行“反条件限制”。
  亚洲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它们对西方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的压力越
来越可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理查德·尼克松于1994年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
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10年之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年之内,会显得可
笑。”然而,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使西方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说教。经济增长会加强
亚洲国家政府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从长远看,它又会加强亚洲社会相对于亚洲
国家政府的权力。民主制会由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希望它到来而在更多的
亚洲国家实现。
  与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相比较,西方在联合国机构中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努力总
的说来是一无所获。除个别例外,比如对伊拉克的谴责,有关人权的决议在联合国的投
票中总是被否决。除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其他国家政府总是不情愿支持被许多人视为
“人权帝国主义”的努力。一比如,1990年瑞典代表20个西方国家提出谴责缅甸军人政
府的提案,但由于亚洲和其他国家的反对而被否决。谴责伊朗践踏入权的决议亦被否决,
而且90年代在连续5年的时间里,中国都能够动员亚洲国家的支持,否决由西方发起的
对其侵犯人权表示关注的提案。1994年,巴基斯坦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议案,谴责
印度在克什米尔侵犯人权的行为,但遭到与印度友好的国家的联合反对,而巴基斯坦的
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同样曾是攻击目标的中国和伊朗也表示反对,并且劝巴基斯坦撤消
提案。(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由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未能对印度在克什米尔的残暴
行为进行谴责,它便“因失职而认可了印度的行为。其他国家也正在逍遥法外: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逃脱了谴责。人权委员会就是这样支持了施行屠
杀和酷刑的政府,这与其创建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西方和其他文明在人权观念上的差异,以及西方实现其目标的有限能力,在1993年
6月的维也纳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被明确地揭示出来。欧洲和北美国家形成一方,由
大约50个非西方国家组成的集团形成为另一方,后者中最活跃的15个成员国包括1个拉
丁美洲国家(古巴),1个佛教国家(缅甸),4个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
差异极大的儒教国家(新加坡、越南、北朝鲜和中国),9个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苏丹和利比亚)的政府。这个
亚洲-伊斯兰集团的领袖是中国、叙利亚和伊朗。处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是除古巴以外
的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经常支持西方;还有非洲和东正教国家,它们有时支持西方,但
更经常的是持反对西方的立场。
  使各国沿着文明线划分开来的问题包括: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主义;是经
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还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相对优先的争执;是否应
对经济援助提出政治限制条件;是否应设立联合国人权专员;应在何等程度上允许同时
在维也纳集会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参加政府会议;应当得到大会认可的特殊权利;以及一
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是否允许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是否明确谴责波斯尼亚践踏
入权的行为。
  西方国家和亚洲-伊斯兰集团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维也纳会议召开两个
月之前,亚洲国家在曼谷聚会并通过了一份宣言。宣言强调:人权必须“置于国家和地
区特性,以及各种历史上形成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来考虑;人权状况监督侵犯了国家
主权;将人权状况作为经济援助的条件有悖于发展权。在上述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如此
之大,以致维也纳大会最后预备会议(5月初于日内瓦召开)产生的几乎全部文件都不
得不加上括号,以标明一个或更多国家不同意。
  西方国家没有为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做好准备,它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在会议
中比其对手作出了更大的让步。结果,除了对维护妇女权利表示强烈支持外,大会通过
的宣言只是个最低限度文件。一位人权支持者评论道:这是一份充满“分歧和矛盾”的
文件,代表了亚洲一伊斯兰联盟的胜利和西方的失败。维也纳宣言没有明确地表示对言
论、新闻、集会和宗教自由的赞同。因而,它在许多方面的立场比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软弱。这一变化反映了西方权力的衰落。一位美国人权支持者指出:
“1945年的国际人权制度已不复存在。美国的霸权已经衰落。即使有1992年发生的一些
事件,欧洲也不过是个半岛。现在的世界是阿拉伯人、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世界,正像它
是西方人的世界一样。如今,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对于世界已不像第二次世界
大战刚刚结束时那样重要。”一位对西方持批判态度的亚洲评论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来,没有完全进入犹太-基督教和自然法传统的国家第
一次跨入了一流国家的行列。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势将决定新的国际人权政治,并将带来
更多的冲突机会。另一位观察家评论道:维也纳会议的“大赢家显然是中国,至少如果
以告诉他人不要管闲事为成功标准的话是如此。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不断取得胜利,
其方法就是到处显示它的重量”。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票数处于劣势和失去调动权的
西方,却在几个月之后获得了反对中国的一个不小的胜利。争取在北京举办2000年夏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它为得到举办权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在中
国,要求举办奥运会的呼声很高,公众的期望也很高;中国政府还游说其他国家政府对
本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施加压力;台湾和香港也来助威。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欧洲议
会和人权组织都强烈地反对选择北京。尽管国标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投票是秘密进行的,
但各国的态度很明显是以文明划分的。在第一轮投票中,北京据说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
泛支持,所得票数居首位,悉尼次之。在随后几轮的投票中,当伊斯坦布尔被排除之后,
绝大多数儒教-伊斯兰教国家将其选票投给了北京;在柏林和曼彻斯特退出之后,这两
个城市原先得到的绝大部分选票又转给了悉尼,使它在第四轮中获得了胜利,使中国遭
到惨败。中国则把这笔账都记在了美国身上* 。李光耀说:“美国和英国成功地降低了
中国的威望……它们反对中国的表面原因是‘人权’、真正的原因却是政治,为的是显
示西方的政治影响。”毫无疑问,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的是体育而不是人权。但是,鉴
于西方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在人权问题上遭到的失败,这一显示西方“影响”的孤立事
件仍会令人想到西方的虚弱。
  ———————
                四轮投票情况如下:
  ┌────────────────────┐
  │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北京      32   37  40   43 │
  │悉尼      30   30  37   45 │
  │曼彻斯特    11   13  11     │
  │柏林      9   9         │
  │伊斯坦布尔   7            │
  │弃权      1   1         │
  │总数     89   89   89   89 │
  └────────────────────┘
  不仅西方的影响被削弱了,而且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自相矛盾还减弱了它在冷战后
的世界促进民主的愿望。冷战时期,西方,特别是美国面临着“友好的暴君”的问题:
在那一时期,反共的军人政府和独裁者是冷战中的有用伙伴,这使得若与它们合作,便
会面临进退两难。当这些政权粗暴地践踏入权时,这种合作会令人不安,有时会令人尴
尬。然而,西方辩解说,这种合作是较少有害的,因为这些政府通常不像共产主义政权
那样完全是压制性的,而且它们维持的时间可能不会长久,也更容易接受美国和其他的
外部影响。为什么不接受一个较为不野蛮的友好的暴君,如果另一个选择是更野蛮的不
友好的暴君?在冷战后的世界,在一个友好的暴君和一个不友好的民主制之间作选择可
能更为困难。西方自然而然的假设是,民主选举的政府是可以合作的,但非西方社会的
政府不一定亲西方,因为在那里,竞选可能导致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上
台执政。1992年,阿尔及利亚军人干涉并取消了明显地将导致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拯
救阵线获胜的选举,令西方人如释重负。1995年和1996年,土耳其的原教旨主义政党繁
荣党、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在选举失败后被赶下了台,亦令西方各国政府放
下心来。另一方面,伊朗政府在其革命进程中,就某些方面而言是伊斯兰世界中最民主
的政权之一;而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中,竞争几乎肯定会导
致远不及其不民主的前任同情西方利益的政府上台。在中国,通过公民选举上台的政府,
很可能会是一个高度民族主义的政府。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民主化
进程常常产生对西方不友好的政府,因此它们在试图影响这些选举的同时,丧失了在这
些社会中促进民主的热情。
                 移民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在过去的几世纪里,不
同的增长率、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导致了希腊人、犹太人、日耳曼部落、斯堪的纳维亚
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华人等的大量外移。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迁移是相对平和的,
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充满了暴力。然而在19世纪,欧洲人是人口向外扩张的主要种族。
1821至1924年间,大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居海外,其中3,400万到了美国。西方人征
服、有时甚至消灭了其他民族,开发了人口密度较低的土地并定居下来。人口输出可能
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唯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20世纪末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国际移民有
将近1亿人,难民约1,900万,而非法移民至少达到了1,000多万。这个新移民浪潮部
分是非殖民化。新国家的建立,以及鼓励或强迫人民迁移的国家政策的产物,但同时它
也是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结果。运输工具的改进使迁移更简便、省时和省钱;通讯的改
善则增强了寻求经济机会的刺激,并密切了移民与其留在祖国的家庭之间的联系。此外,
正如西方的经济增长刺激了19世纪的向外移民一样,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样刺激了
20世纪的向外移民。移民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进程。迈伦·韦纳认为:“如果存在一个
统一的移民‘法则’的话,那便是移民潮一旦开始,它便会自我促进。移民们会为家乡
的亲戚朋友提供信息和经费使他们能够移民,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房。”其结果,
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全球移民危机”。
  西方人一贯和强烈地反对核扩散,支持民主和人权。与此相反,他们对移民问题的
看法却是矛盾的,并随着2O世纪最后20年均势的重大变化而改变。直至70年代,欧洲国
家普遍赞同移民,有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士,还鼓励移民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
1965年,美国取消了20年代制定的偏向于欧洲的移民限额,并彻底修改了法律,使得70
和SO年代移民流入的大量增加成为可能,并造成了新的移民来源。然而在80年代末,高
失业率、移民人数的增长和移民占压倒优势的“非西方”特性,使得欧洲人的态度和政
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年之后,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人的态度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20世纪末,大多数移民和难民是从一个非西方国家迁往另一个非西方国家,但是进
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1990年,估计有2,
000万第一代移民生活在美国, 1,550万人生活在欧洲,800万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和加
拿大。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8%。1994年,美国的
移民人数占其全部人口的8.7%,为1970年的两倍;占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 25%,纽
约州人口的16%。80年代,大约有830万人进入了美国,在90年代的前4年这一数字大约
是450万。
  新移民绝大部分来自非西方国家。在德国,1990年有土耳其移民167.5万人,其次
最大的移民群来自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腊。在意大利,主要的移民来自摩洛哥、美国
(据信大量的意大利籍美国人返回了家园)、突尼斯和菲律宾。90年代中期,大约有
400万穆斯林居住在法国,在整个西欧,穆斯林人口达到了1,300万。50年代,进入美
国的移民有三分之二来自欧洲和加拿大;80年代,移民人数大量增加,其中大约 35%
来自亚洲、45%来自拉丁美洲,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则不足15%。美国人口的自然
增长很低,欧洲的自然人口增长实际上为零。由于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们将占西方
国家未来增长人口的大部分。结果是,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
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
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
他们的生活方式。”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
“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
  90年代初,在欧洲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穆斯林。在移民问题中,欧洲人最为关切
的是穆斯林移民。挑战来自人口——移民占西欧出生人口的10%,阿拉伯人占布鲁塞尔
出生人口的50%——和文化。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
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让-玛丽·多姆
纳克1991年说:“在整个欧洲,人们越来越担忧横跨欧洲文化线的穆斯林会形成欧洲共
同体的第十三个国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评论移民问题:
  奇怪的是,欧洲人的故意是有选择的。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
波兰人毕竟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
故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移民”事实上是伊斯兰的同义词,而伊斯兰教目前是法
国的第二大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深深植根于法国历史的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
  然而,从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法国人更是文化主义者,而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
立法接受了可以讲完美法语的黑非洲人,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在校园里蒙着头盖的穆斯林
姑娘。1990年,76%的法国公众认为在法国有太多的阿拉伯人, 46%认为黑人太多,
40%认为亚洲人太多,24%认为犹太人太多。1994年,47%的德国人不愿意有阿拉伯人
生活在他们的街区, 39%不愿意有波兰人,36%不愿意有土耳其人, 20%不愿意有
犹太人作他们的邻居。在西欧,指向阿拉伯人的排外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指向
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
  公众反对移民和对移民的敌意表现在针对移民社区和个人的极端暴力行动上,90年
代初它已成为德国的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反移民政党的选票
在增加,尽管为数不多。德国共和党在198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7%的选票,
但在199O年的全国大选中却只得到2.1%。在法国,国民阵线在1981年时仅获得微不足
道的选票,而1988年选票升至9.6%,此后在地区和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稳定在12%和
15%。1995年,两个民族主义的总统候选人获得了19.9%的选票,国民阵线赢得了几
个城市的市长职位,包括土伦和尼斯。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国民联盟的得票率同样从
80年代的约5%升至 gO年代初的10%-15%。在比利时,佛兰芒集团国民阵线的选票在
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增加到9%,该集团在安特卫普得到28%的选票。在奥地利的大选
中,自由党的得票率从1986年的不足10%上升到1990年的15%以上,在1994年达到将近
23%。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政党正是穆斯林国家中伊斯兰政党的影像。
它们都是在野党,都谴责权力机构和政党的腐败,都利用经济困境,特别是失业问题,
向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发出呼吁,都攻击外国人在其社会中的影响,而且两者的极端主
义分子都参与了恐怖主义和暴力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伊斯兰政党和欧洲民族主义政
党在地方选举中往往都取得比全国大选更好的结果。穆斯林国家和欧洲国家的权势集团
对这些事态发展作出了类似的反应。在穆斯林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府的取向、
象征、政策和实践普遍变得更伊斯兰化。欧洲的主流政党则采用了右翼的、反移民政党
的辞藻,并推行它们的措施。在民主政治有效发挥作用,而且存在着另外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可供选择的政党的地方,伊斯兰主义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选票可望达到大约20%。
只有当不存在可能代替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政党时,反对党才能打破这个比率,正如阿
尔及利亚、奥地利,以及在相当程度上意大利的情况那样。
  90年代初,欧洲的政治领袖竞相对反移民情绪作出反应。在法国,希拉克于1990年
宣布“必须完全停止移民”;内政部长帕斯卡于 1993年提出“零移民”;密特朗、克
拉松和德斯坦,以及其他主流政治家也都采取了反对移民的立场。移民是 1993年议会
选举中的主要问题,并明显地有助于保守政党的胜利。 90年代初,法国政府改变了政
策,使外国人子女入法国国籍、外国人家属移民。申请避难,以及阿尔及利亚人获得法
国签证变得更为困难。非法移民被驱除出境,警察和其他负责移民问题的政府当局的权
力得到了加强。
  在德国,科尔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也对移民问题表示了关切,政府最重要的举动是修
订了德国宪法第 16条(该条规定“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避难),并削减了寻求
避难者的福利。 1992年到德国避难的人数达 43.8万人,而 1994年只有 12.7万人。
1980年,英国大幅度地削减了允许移民入境的人数,每年控制在 5万人左右,因而移民
问题没有像在欧洲大陆那样引起严重的紧张情绪和反对。然而,1992- 1994年,英国
再次将批准避难人数从 2万多人减至1万人以下。由于欧盟国家实现了边境开放,英国
最为担心的就是非欧洲移民从大陆进入英国。在整个9O年代中期,所有欧洲国家都愈益
坚决地将移民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完全禁止非欧洲移民的话。
  在美国,移民问题成为一个紧要的问题稍晚于欧洲,且未引起那样紧张的情绪。美
国从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并自认为如此,它在历史上曾发展了同化新移民的非常成
功的手段。此外,在 80和90年代,美国的失业问题远不及欧洲国家严重,害怕失业不
是形成对待移民态度的一个决定因素。美国的移民来源也比欧洲更为多样化,所以担心
被一个单一的外国群体所湮没的恐惧亦没有那样遍及全国,尽管在一些特殊地区也存在
着类似的情况。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与美国的文化差距也不似欧洲的那样大:墨西哥人
信奉天主教,讲西班牙语;而菲律宾人信奉天主教,讲英语。
  尽管存在着上述因素,在1965年允许大量增加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法案通过后的
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公众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1965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
占美国人口的33%;1977年占42%;1986年占49%;在1990年和1993年占61%。90年代
的民意测验持续表明 60%或以上的美国公众赞同减少移民人数。尽管对经济的关切和
经济状况影响了公众对移民的态度,但不论经济状况好坏,反对移民的人数都在持续增
长,这说明了文化、犯罪和生活方式是使公众改变观点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一位评论家
在1994年说道:“很多美国人,也许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将他们的国家视为欧洲人定
居的国家,因为他们继承了英国的法律,语言是(并将继续是)英语,他们的体制和公
共建筑从西方的古典形式中获得了启发,他们的宗教具有犹太教一基督教本源,他们的
伟大源于新教的伦理原则。”在被抽样调查的人中,有 55%的人认为移民是对美国文
化的威胁,使反映了这些担忧。欧洲人认为移民威胁来自穆斯林或阿拉伯国家,美国人
则认为他们的威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但主要还是来自墨西哥。在1990年的抽样调查
中,当被问及美国来自哪个国家的移民太多时,认为是墨西哥的人常常是其他人的两倍,
其次是古巴、东方(没有特指)、南美洲和拉丁美洲(没有特指)、日本、越南、中国
和朝鲜。
  90年代初,美国公众反对移民情绪的日益高涨引起了类似在欧洲发生的政治反应。
鉴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右翼政党和反移民的政党虽未赢得选票,但反对移民的国际
法专家和利益集团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而且畅言无忌。人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350
万-400万非法移民上,对此政治家们作出了反应。如同在欧洲一样,反应最强烈的是承
担移民大部分费用的州和地方政府一级。结果,佛罗里达州1994年向联邦政府提出每年
8.84亿美元的拨款要求,以支付教育、福利、执法以及其他由非法移民引起的开支,
此后又有6个州提出同样的要求。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无论在绝对人数还是比例上都居
首位。该州州长彼得·威尔逊极力主张不允许非法移民子女享受公共教育,拒绝给予非
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公民权,停止由州为非法移民支付紧急医疗费用,从而赢得了
广泛的支持。1994年10月,加利福尼亚州以压倒多数通过了187法案,拒绝给予非法移
民及其子女医疗、教育和福利待遇。
  同样是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改变了其早期的立场,开始对移民实行严格控制:严
格了政治避难管理制度,扩大了移民局,加强了边境巡逻,并沿墨西哥边界修筑了障碍
物。1990年由国会授权的移民改革委员会于1995年建议将每年的合法移民人数从80万减
至55万,给予现有公民和居民的子女、配偶而不是其他亲属以优先权,这一规定“激怒
了亚裔和拉美裔美国家庭”。1995年至1996年,包括许多委员会的建议和其他严格限制
移民措施的立法进入了国会立法程序。至90年代中期,移民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重大政治
问题。1996年,帕特里克·布坎南在总统竞选中将反对移民作为其主要政纲。美国紧随
欧洲之后大幅度地削减了非西方人的入境数量。
  欧洲或美国能够制止移民潮吗?法国曾陷入人口悲观论的严重困境,从刀年代让·
拉斯帕伊枯燥的小说,90年代让·克洛德·谢耐所作的学术分析,至皮埃尔·勒鲁什在
其评论中所作的总结:“历史、亲缘关系和贫困使法国和欧洲注定要挤满来自南方不成
功国家的人民。欧洲过去是白人的和犹太教- 基督教的欧洲,将来却不是。*但是未来
并非不可改变,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是否伊斯兰化,或者美国是
否拉美化,而在于欧洲和美国是否会成为分裂的社会,拥有来自两种不同文明的两个截
然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分离的社会。这将取决于移民的数量和他们融入在欧洲和
美国占优势的现有西方文化的程度。
  * 拉斯帕伊所著《圣贤营》一书1973年首次出版(巴黎:罗伯特·拉夫兰特版)。
在法国对移民问题的关切日增之际,又于1985年发行了新版本。1994年,当马修·康奈
利和保罗·肯尼迪在(大西洋月刊)第274期(199年12月)上发表的题为《一定是非西
方反对西方吗?》的文章加强了美国人对移民问题的关注时,这部小说也极大地吸引了
美国人的注意力。拉斯帕伊为1985年法文版所写的序言后又在《社会交往》第4期
(1993-1994年冬季号,第115-117页)上用英文发表。——原书脚注
  总的说来,欧洲社会并不愿同化移民,这样做亦存在极大的困难,而且穆斯林移民
和他们的子女愿意被同化的程度也不得而知。因此,持续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国家分裂
成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群体。这个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欧洲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愿意
承受限制移民的代价,包括反移民措施的直接财政支出、使现存移民社区进一步疏远的
社会代价,以及由于劳动力短缺和低出生率造成的潜在的长期经济代价。
  然而,穆斯林人口入侵的问题可能会减轻,因为北非和中东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已达
到了顶峰并开始下降,正像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的那样。就刺激移民的人口压力而言,
至2025年,穆斯林移民可能会大大减少。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其
经济得到发展并促进了西非和中非的社会流动,那么对移民的刺激和进行移民的能力也
将增强,于是欧洲“伊斯兰化”威胁就将为“非洲化”威胁所取代。这种威胁在何等程
度上能够实现,也将极大地取决于非洲人口因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而减少的程度,以及南
非从非洲其他国家吸引移民的能力。
  穆斯林给欧洲造成了直接的问题,墨西哥人则给美国造成了问题。假设当前的趋势
和政策继续下去,美国的人口构成将如表8.2所显示的那样发生巨大的变化,在21世纪
上半叶将拥有大约50%的白人和 25%的拉美裔人。如同在欧洲一样,美国移民政策的
变化和反移民措施的有效实施可能改变这些预测,但即便如此,中心问题将仍然是拉美
育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像以前的移民群体一样被美国社会所同化。第二和第三代拉美裔移
民面临着被同化的广泛刺激和压力。另一方面,墨西哥与其他移民有着潜在的重要不同。
首先,来自欧洲或者亚洲的移民需要漂洋过海,墨西哥人却只需步行穿过边界或者渡过
一条河。交通和通讯的日益便利更使得他们能够与家乡保持紧密的联系并仍然认同于家
乡的社会群体。第二,墨西哥移民集中在美国的西南部,构成了自尤卡坦至科罗拉多连
成一片的墨西哥社会。第三,有证据显示,墨西哥移民对同化的抵制要比其他移民群体
更为强烈,他们倾向于保持自己的墨西哥认同,正如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围绕着187法
案的斗争所明确显示的那样。第四,墨西哥移民定居的地区是19世纪中叶在美国打败墨
西哥后为美国所吞并的。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几乎必然地会激起墨西哥人的复仇主义情绪。
到一定时候,美国19世纪军事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受到21世纪墨西哥人口扩张的威胁,并
为它所改变。
  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
得越来越困难。在这一形势下,西方若想尽量减少损失,就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
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兵政策,以便
使其他社会挑动一个西方国家反对另一个西方国家的手段难以实现,并促进和利用非西
方国家之间的差别。西方推行这些战略的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它与挑战者文明之间冲突
的性质和强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它们认同于摇摆文明的程度和与之发展共同利益的程
度。
     表8.2按种族和民族计算的美国人口(%)
  ——————————
                  1995  2020(预测)2050(预测)
  非拉丁美洲白人         74     64     53
  拉丁美洲裔人          10     16     25
  黑人              12     13     14
  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人      3     6      8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 〈1    〈1      1
  总数(万)         26,300    32300   39,400
  ——————————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人口按年龄、性别、种族及拉丁美洲裔区分的
预测:1995-2050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96年),第12-13页。
ico_lz  楼主| 发表于 2012-8-2 23:03:1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
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他的
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
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
意的。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从历史上继承的联系,例如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可能减弱或
消失。建立紧密的文明间“伙伴关系”的愿望,如俄罗斯和美国领导人曾经明确表达的
那种愿望,是不会实现的。正在形成的文明间的关系通常有从淡漠到强烈之不同,大多
数则可能是处于两者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能接近鲍里斯·叶利钦所警告的:俄
罗斯和西方未来的关系可能出现“冷和平”。其他文明间的关系可能接近一种“冷战”
状态。13世纪的西班牙人在形容他们与地中海区域穆斯林的“不安宁共处”状态时,创
造出 la guerra fria(即“冷战”)一词。 9O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
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
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
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
是罕见的。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
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
家的集团之间,如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
团之间特别普遍,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将探讨这些冲突的原因、性质和动力。在全
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
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包括:
  1、对全球发展的相对影响力,以及对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行动的影响力;
  2‘相对军事权力,体现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中;
  3、经济权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他争端中;
  4、人民,包括一个文明的国家为保护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亲族所作的努力,歧
视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将属于另一文明的人民赶出自己的领土;
  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当一个国家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
明的国家时展开的冲突;
  6、偶然还有领土问题,在断层线冲突中,核心国家成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当然,上述问题在整个历史中都是人类之间冲突的根源。在其中,当属于不同文明
的国家卷入冲突时,文化差异就会加剧冲突。在相互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
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恰当
地综合利用外交、政治、经济手段,以及秘密行动、宣传诱导和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
的。然而,核心国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除非在诸如中东和南亚次大陆的情况
下,各核心国家在文明断层线上相互毗邻。否则,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可能在这两种
情况下发生:第一,地区集团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包括核心国家在内的亲缘集团
集结起来支持参战者。然而,这一可能性会强有力地促使对立文明的核心国家设法遏制
和解决断层线冲突。
  第二,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
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
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相同因素助长不同文明中正在兴起和衰落的核
心国家间冲突的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属于该文明的国家是以均势还是以搭车的办法来适
应一个新的力量的兴起。搭车可能更是亚洲文明的特点,但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其他文
明的国家,诸如美国、印度和俄罗斯,采取均势行动。在西方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
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转移大
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
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
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伊斯兰与西方
  一些西方人,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内,认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分
子之间存在问题,而不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问题。但是1,400年的历史却提出了相
反的证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
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
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
有时,和平共处占上风;但在更多情况下,它们的关系是一种激烈竞争的、发生不同程
度热战的关系。约翰·埃斯波西托评论道:“历史的变化常常使这两个群体处于竞争之
中,有时陷于争夺权力、土地和灵魂的殊死搏斗之中。”多少世纪来,两个宗教的命运
在一波接一波时而停息、时而高涨、时而反冲过来的浪潮中沉浮。
  从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一伊斯兰教通过最初的向外扩张,在北非、伊比利
亚半岛、中东、波斯和北印度建立了穆斯林的统治。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界线稳定了
两个世纪左右。至11世纪末,基督教恢复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控制,征服了西西里,
占领了托莱多。1095年,基督教世界发起了十字军东征。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基督
教徒试图在圣地和近东的毗邻地区建立起基督教的统治,但后来却节节败退,并于1291
年失去了他们在那里的最后落脚点阿卡城。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出现在历史舞台
上。他们首先削弱了拜占庭,然后征服了巴尔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453年占领
了君士坦丁堡,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伯纳德·刘易斯说道:“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
从摩尔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陆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欧洲不断处于伊斯兰威胁之
中。”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
次。
  然而到15世纪,潮流开始转向。基督教徒逐步地收复了伊比利亚,于1492年在格拉
纳达最后完成了这项使命。与此同时,欧洲航海技术的革新使得葡萄牙人和其他人先后
绕过了穆斯林的中心地带,深入到印度洋和以远地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俄罗斯人结
束了鞑靼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统治。接着,奥斯曼人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于1683年再次
包围了维也纳。他们在那里的失败标志着一个长时间退却的开端,包括巴尔干东正教徒
摆脱奥斯曼统治的斗争、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以及俄罗斯人向黑海和高加索的急剧推
进。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带来灾难的基督教徒”变成了“欧洲病夫”。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在奥斯曼帝国残存的土地
上建立起了直接和间接的统治,只有土耳其共和国除外。至1920年,只有四个穆斯林国
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富汗——保持了非穆斯林统治年代下的某种形式
的独立。
  西方殖民主义的退却缓慢地始于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急
剧加速。苏联的瓦解使更多的穆斯林社会获得了独立。根据一项统计,在1757-1919年
间,大约有92个穆斯林地区由非穆斯林政府统治;到1995年,在这些地区中有69个恢复
了穆斯林的统治,穆斯林人口在其中45个独立国家中占绝对多数。1820-1929年间,50%
涉及不同宗教的国家间战争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些变
化中的关系的冲突性质。
  造成这一发展中的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
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
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
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
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
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
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
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
“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
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
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暴力冲突的程度在历史上受到了人口增减、经济发展、技术
变化和宗教义务强度的影响。伴随着7世纪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人向拜占庭和萨桑
帝国大规模迁移,其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个世纪后的十字军东征在很大程度上
是11世纪欧洲经济增长、人口扩张和“克吕尼复兴”“的结果,这一切使得动员大批骑
士和农民向圣地进军成为可能。当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一位拜占庭
人写道:就好像“整个西方,包括生活在亚得里亚海以远直至海格力斯灯塔的所有野蛮
人部落都开始了大规模迁移,他们踏上远征之路,带着所有的一切挺进到了亚洲”。19
世纪的人口巨增再次使欧洲出现了人口爆炸,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移民涌入
了穆斯林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
  一些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加剧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冲突。首先,穆
斯林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使得新近投身伊斯兰事业的年轻人大为不满,给邻
近的社会造成了压力,并导致了向西方的移民。其次,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
文明和价值观与西方相比较之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
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
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第四.共产卞义的崩溃消除了西方人
和穆斯林共同的敌人,使它们彼此将对方视为主要威胁。第五,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
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的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的认同有何不同,
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两者的相互作用和混居还加剧了
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即:一个文明的成员在由另一个文明成员所控制的国家中的权利
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程度都急剧下降。
  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的问题。谁统治淮?谁
是统治者?谁被统治?列宁所界定的政治中心问题,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较量的根源。
然而,还存在着列宁或许会认为毫无意义的另一种冲突,即:由是与非的分歧而导致的
孰是孰非的冲突。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它肯定是),西方仍是西方(这一点存在较
多的疑问),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
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1,400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
  两者在大量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或冲突,进一步激化了它们的关系。历史上的
一个重大问题是对领土的控制,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相对不重要了。90年代中期,在穆
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发生的28次断层线冲突中,有19次发生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
与东正教徒的冲突为11次,与非洲及东南亚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冲突为7次。
在这些暴力或者潜在的暴力冲突之中,只有一次是直接沿着西方和伊斯兰之间的断层线
发生的,即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之间的冲突。西方领土帝国主义的实际终结和穆斯林的
领土扩张迄今为止尚未重新开始,这造成了一个地理上的隔离带,使西方和穆斯林群体
仅在巴尔干的少数地区直接接壤。因此,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将更多地集中于广泛
的文明间问题,诸如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石油控制、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和西方
干涉等,而不是领土问题。
  冷战期间,这两个群体的成员都广泛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性对抗正在日益加剧。例如,
1991年巴里·布赞看到了社会冷战正在“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形成的众多原因,并指出,
“在其中,欧洲可能处于前线。”
  这一事态发展部分是由于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世俗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的对抗,部分
是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敌对;部分是由于对西方力量的嫉妒;部分是由于
对西方主导后殖民主义时代中东政治建构的仇恨;还部分地由于,在把伊斯兰文明和西
方文明过去二百年间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较时,所感到切痛苦和屈辱。
  此外,他还指出:“在欧洲联合进程的关键时刻,与伊斯兰的社会冷战,有助于加
强欧洲的全面认同。”因此,“西方应当拥有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它不仅能够支持与伊
斯兰的社会冷战,而且还能够对其采取鼓励政策。”1990年,西方有重要影响的伊斯兰
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分析了“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现在应当清楚的是,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情绪和一个运动,它们远远超出了问题和政
策,以及推行它们的政府的层面。除了文明的冲突,它不会是别的——它或许是不理智
的,然而却肯定是一个古老对手对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我们世俗的现在,以及
这两者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所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应。
  在伊斯兰社会群体中也产生了类似的看法。一位很有影响的埃及记者穆罕默德·锡
德一艾哈迈德1994年说道:“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犹太教一基督教的西方伦理和伊斯
兰复兴运动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它正从西方的大西洋伸展到东方的中国。”一位杰出
的印度穆斯林在1992年预言:西方“下一步面临的无疑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对抗。从马
格里布到巴基斯坦,一场席卷伊斯兰国家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即将开始”。一位突
尼斯著名律师则认为,这场斗争已经开始:“殖民主义试图破坏伊斯兰的所有文化传统。
我不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我认为不是在宗教之间,而是在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
  80年代和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这部分地是伊斯兰复兴运动,
以及对所谓的“gharbzadegi”即西方毒化穆斯林社会作出反应的自然结果。“无论其
具体的宗派形式是什么,再次确认伊斯兰教意味着摈弃欧洲和美国对当地社会、政治和
道德的影响。”穆斯林领袖们过去的确告诉过他们的人民:“我们必须西方化。”然而,
如果他们是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内讲这番话,一定会受到孤立。确实,我们难
以找到任何一个赞扬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穆斯林,不论是政治家、官员、学者、商人还
是记者。相反,他们会强调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其文化优越性,抵制西方的
猛烈进攻以保持其文化完整的必要性。穆斯林害怕和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他对他们的社
会和信仰构成的威胁。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腐败的、颓废的和不道德的。
他们也认为西方文化具有诱惑力,因而强调抵制西方文化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穆斯林
攻击西方的,不再是信仰有缺陷的、错误的宗教——至少还算是“书本上的宗教”,而
是越来越激烈地攻击西方根本不信仰任何宗教。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义的和无
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与产生这些现象的西方基督教相比这些是更大的罪恶。
冷战期间,西方将其对手视为“不信神的共产主义”;在冷战后的文明冲突中,穆斯林
则将对手视为“不信神的西方”。
  认为西方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的,不仅有原教旨主义的伊
玛目们,还有很多被西方视为天然盟友和支持者的人。穆斯林作者在90年代出版的著作
中,没有哪部像法蒂玛·默尼斯所著的《伊斯兰教与民主》那样在西方受到过如此的赞
扬。西方人普遍称赞该书是一个现代自由穆斯林女性的勇敢言论。然而,在这部书中,
西方的形象并未得到恭维,她指出:西方是“军国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而且通
过“殖民恐怖”伤害了其他国家(第3、9页)。作为西方文化标志的个人主义是“万恶
之源”(第8页)。西方的力量是可怕的,只有“西方才能够决定卫星是用来教育阿拉
伯人,还是用来向他们投放炸弹……西方摧残我们的潜力,用它的产品和充斥所有频道
的电视剧和电影干扰我们的生活……(它)是摧残我们,抢占我们的市场,控制我们的
宝贵资源、首创性和潜力的力量。这是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海湾战争则证实了我们的感
觉”(第146、147页)。西方“通过军事科研构建自己的力量,然后把研究成果卖给不
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被动的消费者”。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依附地位,伊斯兰必
须培养自己的工程和科技人员,生产自己的武器(她没有指明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
“摆脱对西方的军事依赖”(第43、44页)。再重复一遍,这些并不是一个留着长胡子、
穿着长袍的阿亚图拉的看法。
  不论政治或宗教观点如何,穆斯林一致认为在他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根
本的差异。正如赛伊克·卡诺什所说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与西方不
同的价值观念之上的。”一位埃及政府官员说:美国人“来到这里,希望我们变得与他
们一样。他们对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一无所知”。一个埃及记者也持这样的看法:
“(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历史。因此,我们有权利有不同的未
来。”不论是流行刊物,还是严肃的穆斯林学术出版物都反复描述所谓的西方阴谋,以
及西方支配、羞辱和颠覆伊斯兰体制和文化的企图。
  反对西方的反应,不仅可从伊斯兰复兴运动智囊人物的攻击中,而且可从穆斯林国
家政府对西方态度的变化中看出。后殖民时期初始,穆斯林国家政府的政治、经济思想
体系和政策一般是西方式的,其对外政策是亲西方的,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几
个例外,因为它们的独立是民族主义革命的结果。然而,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
亚、伊朗、苏丹、黎巴嫩和阿富汗的亲西方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较少认同西方或者明
确反对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其他国家的取向和结盟关系也在朝这一方向发展,但变化没
有如此剧烈,这些国家包括突尼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美国在冷战中的两个最坚
定的军事盟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国内受到了来自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压力,它们
与西方的关系经受着日益增大的压力。
  在穆斯林国家中,1995年时比10年前明显地更亲西方的国家唯有科威特。西方在穆
斯林世界的亲密朋友,不是像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海湾酋长国那样在军事上依赖西
方,便是像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那样在经济上依赖西方。80年代末,当苏联很明显已不再
可能或者不愿意向东欧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时,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如果西方
明显地不再可能维持其穆斯林卫星国政权,那么它们很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穆斯林反西方情绪增长的同时,西方对“伊斯兰威胁”的关切也在增强,特别是
担心穆斯林极端主义造成的威胁。伊斯兰被视为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而且在
欧洲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移民的来源。这些是公众和领导人共同的关切。例如,在1994年
11月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到“伊斯兰复兴”是否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了威胁
之时,在35,000个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美国公众中,有60%的人回答“是”,只有 
28%的人回答“不是”。在一年以前的随意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及哪个国家对美国来说
最危险时,在答案中名列前三位的是伊朗、中国和伊拉克。同样,在1994年所作的一项
调查中,当要求确认什么是对美国的“最大的威胁”时,72%的公众和61%的对外政策
领导人认为是核扩散,69%的公众和33%的领导人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这两个问题
与伊斯兰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此外,33%的公众和39%的领导人认为是有可能扩张的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欧洲人的态度也大体如此。例如,在 1991年春, 51%的法国公众认
为对法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南方,只有8%的公众认为来自东方。法国公众最担心的4个国
家都是穆斯林国家:伊拉克52%;伊朗35%;利比亚26%;阿尔及利亚22%。西方的政
治领袖,包括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理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北约秘书长于1995年宣称,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来说“至少像以前的共产主义一样危险”,克林顿政府的一位
“资深官员”则指出,伊斯兰是西方在全球的对手。
  在来自东方的威胁实际上消失之后,北约的计划便日益针对来自南方的潜在威胁。
一位美国军事分析家1992年说:“南方的防线”正在取代中央防线,“而且很快会成为
北约的新前线’‘。为了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北约的南方成员国——意大利、法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联合军事计划和军事演习,同时向马格里布各国政府请教对
付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办法。这些假想的威胁也为大量美军在欧洲的存在提供了理由。美
国的一位前高级官员说:“尽管美国在欧洲的部队不是解决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所造成
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这些部队确实对这一整个地区的军事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
记得1990年至1991年美国和来自欧洲的法。英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成功部署吗?海湾地
区的人都记得。他或许还应加上一句,他们带着恐惧、愤怒和仇恨记得这一切。
  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
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称其为准战争有三个原因。首
先,它不是整个伊斯兰与整个西方争斗,而是两个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苏丹),三
个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各类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沙特阿拉
伯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财政支持下,与美国,有时还与英国、法国、其他西方国家和集
团,以及与以色列和一般犹太人之间的争斗。第二,称其为准战争,是因为除1990-
1991年的海湾战争外,它们之间的争斗是靠有限的手段进行的:一方采取恐怖主义,另
一方采取空中打击、秘密行动和经济制裁。第三,暴力冲突虽在继续,但并非是连续不
断的,它包括一方引起另一方反应的断断续续的行动。然而,准战争仍然是战争。即使
不将1991年1-2月在西方轰炸中丧生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计算在内,伤亡人数也达
到了数千人,而且在1979年之后实际上每年都有伤亡。在准战争中死亡的西方人比在海
湾的“真正”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此外,双方实际上都将这种冲突视为战争。霍梅尼早先曾非常准确地说过:“伊朗
实际上是在与美国打仗。”(注15)卡扎菲则定期宣布对西方进行圣战。其他极端主义
组织和国家的穆斯林领袖也持同一腔调。在西方阵营,美国将7个国家列为“恐怖主义
国家”,其中有5个是穆斯林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另外2个
是古巴和北朝鲜。这等于将它们视为敌人,因为这些国家正在用它们所能支配的最有效
的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国,因而这也就是承认与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官员反复
指责这些国家“违法”、“反动”、“无赖”——从而将其置于文明的国际秩序之外,
使其成为多边或双边对抗措施的合法目标。美国政府指责国际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制造者
企图“对美国发动一场城市恐怖主义战争”,指责计划在曼哈顿进一步制造爆炸案的密
谋者是“卷入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的“战士”。如果穆斯林宣称西方对伊斯兰开战,
如果西方人宣称伊斯兰集团对西方开战,那么就似乎有理由认为某种非常类似于战争的
活动正在进行。
  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奋勇的伊斯兰斗士利用西方的开放社会,向所
选择的目标放置汽车炸弹;西方的职业军人则利用伊斯兰国家的开放天空,向所选择的
目标投放高精确度的炸弹。伊斯兰参战者阴谋暗杀杰出的西方领导人;美国则谋划推翻
极端主义的伊斯兰政权。在1980-1995年的15年中,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美国在中
东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部是穆斯林。美国没有对任何属于其他文明的人民采
取过类似形式的军事行动。
  除海湾战争外,双方迄今都将暴力程度控制在适当的低水平,以避免其暴力行动引
起全面的战争。(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如果利比亚命令它的一艘潜艇炸沉美国的
客船,美国将视其为政府的战争行动,而不会要求引渡潜艇指挥员。原则上说,利比亚
特工人员爆炸客机的行动也是如此。”然而,这场战争的参与者相互使用的暴力手段,
均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相互直接使用的手段。除个别例外,冷战期间双方都不曾
有目的地杀害对方的平民,甚至军事人员,但这种情况在准战争中屡屡发生。
  美国领导人声称,卷入准战争的只是少数穆斯林,而且他们的暴力行动遭到了大多
数持温和态度的穆斯林的反对。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缺乏证据。在穆斯林国家从未发
生过对反西方暴力行动的抗议。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甚至与西方友好、依赖西方并陷入
了困境的政府,在谴责反西方的恐怖行动时也作了令人惊讶的保留。另一方面,欧洲国
家政府和公众大多支持而极少批评美国对其穆斯林对手采取的行动,这与冷战时期他们
时常竭力反对美国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采取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文明冲突中,
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同,亲缘关系决定立场。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
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
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
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
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亚洲:中国和美国
  多文明的大杂烩。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
事态发展之一。至9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东亚和整个环
太平洋地区在持续扩大的商业网络中已经联系在一起,它将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协调。
这种乐观态度是基于一种非常可疑的假设,即:商业来往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
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
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
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
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
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首
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
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
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
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
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
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在过去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几个世纪中,能够称为国际关系的不过是在西方主要国家
间进行的西方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另一些国家也加入其中,首先是俄罗斯于18世纪加入
进来,后来是日本于20世纪加入进来。欧洲是大国冲突和合作的主要场所,即使在冷战
期间,超级大国对抗的主要战线也是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冷战后的所谓国际关系也会有
一个主要区域,那便是亚洲,尤其是东亚。亚洲是多种文明的大杂烩。仅东亚就包含属
于六种文明的不同社会——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
和西方文明——南亚还增加了印度教文明。四种文明的核心国家——日本、中国、俄罗
斯和美国——是东亚舞台上的主角;南亚还要加上印度;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正在兴起的
穆斯林国家。此外,东亚还包括几个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的中等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
台湾、马来西亚和有巨大潜力的越南。上述因素造成了国际关系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它
在很多方面可与18-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势的流动
性和不确定性。
  东亚多种力量、多种文明并存的特点使其不同于西欧,经济和政治差异又扩大了它
们之间的差别。西欧所有的国家都有稳定的民主制,它们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处于
高水平。90年代中期,东亚包含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几个新的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以
及世界上尚存的五个共产党国家中的四个,此外还有军人政府、个人专制和一党独裁制。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日本和新加坡到越南和北朝鲜各不相同。尽管东亚总的发
展趋势是市场化和经济开放,但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既有北朝鲜的指令性经
济,有国家控制和私有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也有香港地区的自由放任经济。
  除了中国的霸权有时曾给该地区带来暂时的秩序外,在东亚从未存在过西欧有过的
国际社会(按照英国人的概念)。20世纪末,欧洲被一个高度密集的国际机构的复合体
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机构有:欧洲联盟、北约、西欧联盟、欧洲理事会、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等等。除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外,东亚并没有类似的组织,而该联盟不包括任何主
要国家,它一般避免涉及安全问题,而且刚刚开始向经济一体化的初始形式发展。90年
代,出现了将大多数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其中的、更为广泛的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
作组织,但它是一个比东盟更松散的论坛。此外便没有把亚洲主要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其
他重要多边机构了。
  同样与西欧形成对照的是,在东亚国家中存在着许多孕育着冲突的种子。两个被广
泛确认的危险点包括两个朝鲜和“两个中国”,它们均是冷战的遗产。然而,意识形态
分歧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至1995年,“两个中国”之间的关系有了重大进展,两个朝鲜
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展。朝鲜人打朝鲜人的可能性尽管存在,但是不大;中国人打中国
人的可能性稍大,但也有限,除非台湾人放弃自己的中国身份,正式成立独立的***。
正如一份中国军方文件赞同地引用的一句俗语所说:“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虽
然在两个朝鲜或者“两个中国”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仍然是可能的,但是它们之间的文化
共性最终大概会消除这种可能性。
  在东亚,反映了往日敌对关系和新经济关系的其他可能的冲突,补充和取代了冷战
时期遗留下来的冲突。gO年代初对东亚安全关系所作的分析,通常把东亚说成“危险的
邻居”、“准备就绪的对手”、一个“进行着几场冷战”的地区,正“倒退着”走向充
满战争和动荡的“未来”。与西欧不同,go年代的东亚有着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其中最
重要的有俄罗斯和日本的北方岛屿争端;中国。越南和菲律宾,潜在地还有东南亚的其
他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和印度为另一方的边境分
歧在90年代中期有所缓解,但如果中国对蒙古提出主权要求,争端会再次出现。暴动和
脱离主义运动在棉兰老、东帝波、西藏、南泰国和缅甸都存在着,并且大多得到了外国
的支持。此外,尽管90年代中期在东亚存在着国家间的和平,但是在此之前的50年间在
朝鲜和越南发生了重大战争,而且亚洲的主要大国中国,曾经同美国人和它几乎所有的
邻居,包括(南)朝鲜人、越南人、国民党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打过仗。1993年,中国军
方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确认了八个威胁到中国军事安全的地区热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将东亚安全的形势总结为“非常严峻”。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之后,西欧获得了和
平,战争已变得不可设想。但东亚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正如艾伦·弗里德伯格所指出的,
欧洲的过去可能就是亚洲的未来。
  经济的推动、领土争端、复活了的对抗以及政治动荡,使东亚的军费预算和军事能
力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幅度上升。利用新近获得的财富,以及在多数情况下,受过良好
教育的人口,东亚国家得以用规模较小但更专业化、技术更先进的军队取代了人数众多、
装备落后的“农民”军队。由于对美国在东亚承担义务的范围日益担忧,各国的目标是
在军事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尽管东亚国家继续从欧洲、美国和前苏联进口大量武器,但
它们更倾向于进口技术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国内生产先进飞机、导弹和电子设备。日本和
中华文明范围内的一些国家及地区——中国、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拥有日益先进
的军事工业。鉴于东亚沿海的地理状况,它们将重点放在发展远距离投放兵力的能力和
空军、海军能力上。结果是,以前不具备相互作战军事能力的国家,越来越能够这样做
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建设透明度极低,因而造成了更多的猜疑和不确定性。在权力关系
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有必要并且有理由自问:“十年之后谁将是我的敌人,
谁(如果有的话)将是我的朋友?”
  亚洲-美国冷战。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除越南外,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
变为对抗性的,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胜的能力日益下降。这一倾向在东亚主要国家中体
现得尤为明显,美国与中国、日本的关系都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美国人为一方,中国人
和日本人为另一方,都声称在他们之间进行着冷战。这些同时发展的趋势始于布什执政
时期,在克林顿任内速度加快。至90年代中期,美国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在最
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表述为“紧张”,而且似乎看不到变得更好的前景*。
  * 应当指出,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表述,至少在美国存在着用词上的混乱。人们以为,
关系“好”是指关系友好、合作,关系“坏”是指关系敌对、对抗。这种表述混淆了两
个很不相同的方面:友好还是敌对;可取还是不可取。它反映出美国人特有的想法:在
国际关系中,和谐总是好的,冲突总是坏的。然而,把关系好等同于关系友好,只有在
冲突永远不可取时,才站得住。当布什政府为了科威特而向伊拉克开战,使关系变“坏”
时,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这是“好”。为了避免“好”究竟是指可取还是指和谐,“坏”
究竟是指不可取还是指敌对这一点上的混乱,我在本书中说“好”和“坏”,只是指可
取和不可取而言。有趣而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美国人赞成美国社会中不同意见。集团、
党派、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自己社会中的冲突是好事,
而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却是坏事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我所知,尚无人认真研
究过。——原书脚注
  90年代初,日美关系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议而变得日益紧张,这些问题包括:日
本在海湾战争中的作用、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日本对美国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政
策的态度、日本参与维和行动,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问题。贸易战已成
为平常的话题。美国官员,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要求日本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旧
本官员则日益强硬地抵制这些要求。与以往的争端相比较,当前的每一个贸易争端都更
尖锐,也更难以解决。如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使自己有权对日本实行更
严厉的贸易制裁的命令,这一举动不仅遭到了日本的抗议,而且遭到了世界主要贸易组
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负责人的反对。不久,日本作出了反应,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
“恶毒的”攻击。此后,美国很快“正式谴责日本”在提供政府合同时歧视美国公司。
1995年春,克林顿政府威胁要对日本的豪华轿车征收100%的关税,其后仅仅在制裁生
效之前才达成了扭转这一局面的协议。在美日两国之间,显然发生了非常类似贸易战的
行动。至90年代中期,相互的恶毒攻击达到了顶点,致使日本政界要人开始对美国在日
本的驻军提出质疑。
  在这些年中,两国公众彼此都变得越来越不满。1985年,87%的美国公众表示他们
对日本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199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7%;至1993年,只有50%的
美国人表示喜欢日本,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避免购买日本产品。1985年,73%的日
本人认为日美关系是友好的;1993年,64%的人认为日美关系是不友好的。1991年是公
众舆论跳出冷战模式而变化的关键转折点。该年,两国在看待对方时都排除了苏联的因
素。美国人第一次将日本排在苏联之前作为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日本也第一次
将美国排在苏联之前作为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
  公众态度的变化与精英观念的变化是一致的。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由学术界、知识
分子和政治修正主义者组成的重要集团,他们强调美日两国在文化和结构上存在着差异,
美国在处理与日本的经济问题时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日本在美国传播媒介、非小说
文学出版物和流行小说中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坏。在日本,情况也是如此。日本的新一代
政治领导人,没有体验过美国在二战中的力量和它在二战后的善行,他们为日本的经济
成就感到骄傲,非常愿意以前辈未曾使用过的方式来抵制美国的要求。日本的“抵制派”
与美国的“修正派”是对等的,两个国家的候选人都发现,在影响日美关系的问题上提
倡强硬路线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邓小平于1991年9
月说,两个国家的冲突构成了“一场新的冷战”,这句话曾被中国新闻界反复引用。
1995年8月,政府新闻机构宣称:中美关系处于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官
员经常谴责所谓的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1992年,中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说:“我
们必须指出,美国自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来,为了建立新的霸权和强权政治,一直在
到处插手,但是它的力量在相对削弱,因而力不从心。”江泽民主席于1995年8月说:
“西方的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西化和‘分裂’我们国家的阴谋企图。”至1995年,
据说在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看法:美国正企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
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挫败中国”。
  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证据的。美国允许台湾的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向台湾出
售了150架F-16战斗机,称西藏为“被占领的主权领土”,谴责中国侵犯人权,否决北
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与越南关系正常化,指责中国向伊朗出售化学武器部件,因中国
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装置而对它进行贸易制裁,威胁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实行进一步制
裁,同时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方都指责对方不守信用:在美国人看来,中国
违反了就导弹出口、知识产权和使用劳改犯达成的协议;在中国看来,美国允许李登辉
“总统”访问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是违反了中美协议。
  在中国,对美国持对抗观点的最重要的集团是军人。很明显,他们经常向政府施加
压力,要求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1993年6月,据说有100位中国将军联名给邓小平
写信,抱怨政府对美国采取“被动”的政策,未能抵制美国“讹诈”中国的行为。同年
秋天,一份中国政府的绝密文件概括了军方对抗美国的理由:“由于存在中国和美国长
期以来因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的不同而导致的冲突,根本改善中美关系是不
可能的。”既然美国人认为,东亚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就不可能容忍在东
亚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官员和各机构都照例把美国描述为
敌对势力。
  中美的日益对抗,部分是受两国国内政治的驱使。如同与日本的关系一样,美国国
内的观点是有分歧的。很多重要人物认为,应当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接触,扩大经济往
来,将中国纳入所谓的国际社会;另外一些人则强调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认为
同中国的和解举动产生了负面后果,主张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1993年,美国公众将中
国列为仅次于伊朗的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美国政界经常作出象征性的姿态,诸
如允许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克林顿会见达赖喇嘛。这些举动激怒了中国,并致使美
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对人权问题的考虑,比如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做
法。在中国方面,政府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敌人,以提高它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使
其政权合法化。
  在10年里,美国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就这样“恶化”了。亚洲和美国关系的这一变
化是如此广泛,包含了如此众多不同的问题领域,似乎不可能把其原因仅仅归结于个别
的利益冲突,例如一方面的汽车零件、照相机销售或者军事基地问题,另一方面的关押
持不同政见者、武器销售、知识产权问题。此外,美国如果任其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
关系变得更紧张,显然于其国家利益不利。按照外交和强权政治的基本原则,美国应当
利用两者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或者至少在与一方的冲突加剧之时,设法改善与另一
方的关系。但是美国并没有这样做。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它们加剧了亚洲和美国
之间的冲突,使得解决这些关系中的单个问题变得更为困难。造成这一普遍现象的是一
些普遍的原因。
  首先,亚洲社会和美国的相互作用在加强,其形式是扩大交流、贸易、投资和相互
了解,这增加了它们之间可能和已经发生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和项目。相互作用的增强使
双方社会都感到对方的行为和信仰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以前由于距离遥远似乎是无害
的。其次,50年代,为了应付来自苏联的威胁,美日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70年代,苏
联力量的增长导致美国和中国于1979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为促进其共同利益建立了特
殊的合作关系,以抵消来自苏联的威胁。冷战的结束消除了美国和亚洲国家之间压倒一
切的共同利益,结果使得存在重大利益冲突的其他问题凸显出来。第三,东亚国家的经
济发展全面改变了它们和美国之间的均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洲国家越来越坚信其
价值观和体制的效力,并自认其文化比西方的文化优越。另一方面,美国人倾向于认为,
特别是在他们取得冷战的胜利后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体制是普遍适用的,他们仍有力
量左右亚洲社会的内外政策。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
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
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
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
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
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
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
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这些差异给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带来了特殊的后果。外交家们竭力解决美国
和日本在经济问题上的冲突,尤其是日本的贸易顺差以及对美国产品和投资的抵制问题。
美日贸易谈判具有冷战时期美苏武器控制谈判的许多特点。至1995年止,美日贸易谈判
取得的结果比后者还要少,原因在于这些冲突是源于两国的根本差异,特别是日本经济
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的独特性。日本的制成品进口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1%,而在
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平均占7.4%。外国直接投资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不足 0.
7%,相比之下却占美国的28.6%,欧洲的38.5%。90年代初,在工业化大国中只有
日本的预算出现盈余。
  总体说来,日本经济并未按照西方经济学指示的普遍规律发展。80年代,西方经济
学家简单地认为美元贬值能减少日本的贸易顺差,但此法并不灵验。1985年的广场饭店
协议调整了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逆差,然而在解决对日本贸易逆差问题上却收效甚微。当
日元增值到与美元的比率低于100:1时,日本贸易仍保持着高顺差,甚至还有所增长。
因此,日本同时保持了货币坚挺和贸易顺差。西方经济思想假定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
存在着替代关系,当失业率大大低于5%时,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然而,日本多
年来的平均失业率不足3%,其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1.5%。至9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
经济学家都开始认识到两国经济制度的基本差异,并使之理论化。一份谨慎的研究报告
总结道:日本制成品进口水平低的特有现象,“不能用标准的经济因素来解释”。另一
位分析家说:“不论西方人作何预测,日本的经济发展没有遵循西方的逻辑,原因很简
单,因为它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日本人……创造了一种经济类型,它的运行方式超
出了西方观察家的预测能力。
  那么,怎样解释日本经济的独特性呢?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经济是独一无二
的,因为日本社会是独一无二的非西方社会。日本的社会和文化与西方的,特别是美国
的社会和文化不同。这些差异在所有严肃的日美比较分析中都被突出出来。日美经济问
题的解决,取决于一方或双方经济性质的根本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取决于一国或两国社
会和文化的根本变化。这样的变化不是不可能的。社会和文化是会发生变化的。它可能
是重大破坏性事件的结果: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使得世界上两
个军国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提倡和平主义的国家。但是,不论美国还是日本
似乎都不可能在经济上彻底打垮对方。经济发展也能深刻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
文化,如同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西班牙所发生的那样。经济上的富裕或许能够使日本
变成一个更像美国的消费取向的社会。80年代末,日本和美国的人民都认为自己的国家
应当更像对方。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的签订就是为了以有限的方式促进这种趋同。
这一尝试和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这就证明经济上的差异是深深植根于两个社会的文化
之中的。
  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美国和亚洲权力关系的变化。
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发展趋势是于亚洲有利的,同时力量的变化又进
一步加剧了冲突。美国希望亚洲国家政府承认它是“国际社会”的领袖,并默许在其社
会中采取西方的原则和价值观。而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所言:
“亚洲国家日益认识到其取得的成就并为之骄傲”,它们希望被平等对待,倾向于把美
国看作“一个国际保姆,如果还算不上恶霸的话”。然而,美国文化的内在律令迫使它
在国际事务中至少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如果不是一个恶霸的话。结果是美国与亚洲的
期望变得越来越不一致。在广泛的问题上,日本和其他亚洲领袖学会了对其美国对手说
“不”,有时还会用彬彬有礼的亚洲方式说“滚蛋”。亚美关系象征性的转折点,可能
是一位日本高级官员所说的美日关系的“第一次大撞车”,即1994年2月,日本首相细
川护熙坚决地拒绝了克林顿总统提出的规定日本进口美国制成品指标的要求。另一位日
本官员评论说:“即使是在一年前,我们都不可能想象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年之后,
日本外相强调了这一变化,指出在国家和地区展开经济竞争的时代,日本的国家利益远
比作为西方成员的“身份”重要。
  美国90年代的亚洲政策,反映了美国对均势变化的逐渐适应。首先,美国在事实上
承认它缺乏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的意志或者能力的情况下,将遇到冲突的问题领域和它
可能具有影响力的其他领域分离开来。尽管克林顿曾宣称人权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优
先考虑的问题,但是1994年他在美国商界、台湾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下,使人权问题
和经济问题脱钩,放弃了把延长最惠国待遇作为手段来影响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做法的
努力。同样,美国政府把它可能施加影响的对日安全政策,明确地同它与日本冲突最激
烈的贸易和其他经济问题分离开来。就这样,美国放弃了它能够用来促进中国人权和促
使日本作出贸易让步的武器。
  第二,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它在作出让步时,期望这些
让步能够导致亚洲国家作出类似让步,并经常以有必要同亚洲国家保持“建设性接触”
或“对话”为由为此方针辩护。但是,亚洲国家往往将这种让步视为美国软弱的迹象,
因此可能进一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一模式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尤为明显。由于美国人喜
欢将“友好”关系等同于“好”关系,因而在与亚洲社会的竞争中处于相当的劣势,因
为后者把“好”关系等同于能为它们带来胜利的关系。对于亚洲人来说,美国的让步不
应给予回报,而应当加以利用。
  第三,在反复出现的美日贸易冲突中形成了一种模式: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提
出要求,并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实行制裁。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谈判,然后双
方在制裁生效之前的最后一刻宣布达成协议。协议的措辞通常是模棱两可的,因而美国
可以宣布在原则上取得了胜利,日本则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执行或者不执行协议。于是一
切照旧进行。与中国的冲突也大体如此。中国勉强地同意了在人权、知识产权和核扩散
问题上的广泛的原则声明,但是对声明的解释却与美国极为不同,并且继续执行它以往
的政策。
  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以及亚洲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亚洲社会在与美国
发生冲突时互相支持。例如,在1994年,“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到南朝鲜”,实际上
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站在日本一边,抵制美国规定日本进口数额指标的要求。与此同时,
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也出现了亚洲国家团结起来支持中国的情况。日本首相细
川护熙带头争辩说,西方的人权观念不能“盲目地”照搬到亚洲;新加坡的李光耀则警
告道:如果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将发现自己在太平洋地区受到孤立”。团结的
另一个表现是:亚洲、非洲和其他国家不顾西方的反对而站在日本一边,支持日本在任
官员重新当选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而日本则反对美国提出的候选人——墨西哥前总统
卡洛斯·萨利纳斯,而推举一位南朝鲜人做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记录无可争议地表明,
到90年代,在泛太平洋的问题上,所有东亚国家都认为,它们与其他东亚国家要比与美
国有更多的共同点。
  冷战的结束、亚洲和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相互作用,以及美国权力的相对下降,使
美国和日本及其他亚洲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凸显出来;并使后者有能力抵制美国的压力。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较之美日冲突范围更广
泛,包括经济、人权、西藏、台湾、南中国海和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
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与同日本的冲突一样,美中
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
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
二百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在欧洲出现一个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在中国开始实
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在东亚也试图这样做。为了达到以上
目的,美国同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
和一场冷战。美国的这一利益仍然存在,并得到里根和布什总统的重申。中国作为东亚
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与中
国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中国霸权:均势还是搭车。由于东亚拥有6种文明,18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各
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它可能在21世纪初出现几种类型的国
际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设想,在该地区大多数主要和中等水平的国家中,可能出现
一组非常复杂的合作和冲突关系;或者在中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可能还有印度之
间形成相互平衡和竞争的一强多极的国际体系。另一种可能性是,东亚政治为中国和日
本或中国和美国两极之间持久的对抗所主宰,其他国家或者与一方结盟,或者采取不结
盟政策。还可以设想,东亚政治可能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权力等级。
如果中国在21世纪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在邓小平以后的时代保持统一,不因争夺继
承权的斗争而瘫痪,那么它可能争取实现这最后一种可能。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将取决
于其他国家在东亚权力政治斗争中的反应。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
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
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
行了对外扩张伯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
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两干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
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
世纪是以1842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
  80年代末,中国开始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如果它
的经济发展持续下去,这种转化将会具有很大的规模。根据官方数字,中国的军事开支
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都在下降。然而,在1988至1993年间,中国的军事开支按当前价
格计算翻了一番,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增加了50%,并计划于1995年增长21%。按官方
汇率估算,中国1993年的军费开支约为220亿- 370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了
900亿美元。80年代末,中国重新设计了它的军事战略,从打防御苏联入侵的大仗转变
为以远距离投放兵力为重点的区域性战略。与这种转变相适应,中国开始发展海军力量,
购置现代化的远程战斗机,发展空中加油能力,并决定购买一艘航空母舰。中国还与俄
罗斯建立了互惠的武器购买关系。
  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东亚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面向中国,得到了大陆
和其他三个华语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持,以及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的支持。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越来越强烈
的主权要求:在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建设军事基地,1988年与越南为争夺几个岛
屿的归属权而开战,在菲律宾近旁的米斯奇夫礁(美济礁)驻军,对毗连印度尼西亚纳
图纳岛的天然气田提出主权要求。中国还结束了对美国在东亚驻军的低调支持,开始积
极地加以反对。同样,虽然冷战期间中国曾暗地里主张日本加强军事力量,但冷战后却
对日本的军事建设表示了日益严重的关切。在按照传统的区域霸权方式行事时,中国在
尽量减少其获得地区军事优势的障碍。
  除个别例外(如在南中国海),中国在东亚的霸权不大可能以直接付诸武力的方式
扩大其对领土的控制。然而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希望其他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做以下
某些或者全部事情:
  ●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控制,以及香港和台湾回归中国;
  ●默认中国对南中国海,或许还有蒙古的领土主权;
  ●当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人权、武器扩散和其他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普遍支持中国;
  ●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不发展可能对这种优势地位构成威胁的核武
器或常规力量;
  ●采取与中国利益一致的和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贸易和投资政策;
  ●在处理地区问题时服从中国的领导;
  ●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普遍开放;
  ●制止或镇压其国内反对中国和反对中国人的运动;
  ●尊重华人在其社会中的权利,包括保持与其亲属和中国故乡紧密联系的权利;
  ●不与其他大国建立军事联盟或进行反对中国的合作;
  ●提倡使用汉语普通话,将其作为在东亚进行广泛交流的语言工具,补充并最终取
代英语的作用。
  分析家们将中国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国作为支配国家在19世纪末欧洲的崛起作了
比较。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
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细。李光耀于
1994年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O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
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
与者。”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IO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
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
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
  广义地讲,对于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作出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反应。
它们可以独自或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通过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以及在必要的情
况下通过战争打败它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另一种反应是,各国可以尝试搭乘这个新崛起
的大国的车,适应它,在与它的关系中处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以期它们的核心利益
得到保护。或者,各国可以尝试某种均势和搭车相结合的方法,但是,这将导致它与新
兴大国对抗和无以自保的双重危险。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
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
  一般说来,各国在对自己的目的深思熟虑之后都倾向于采取均势策略。搭车之所以
危险,是因为它需要信任;一国支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往往寄希望于它能保持善
意。如果主导大国是一个侵略性国家,用均势来平衡更保险。此外,与较弱的一方结盟,
能够增进一个国家在合作中的影响,因为较弱的一方更需要支持。
  沃尔特对西南亚联盟形成的分析表明,各国几乎总是采取均势策略来反对外来威胁。
人们也普遍假定,在欧洲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均势是一种标准的行为方式。一些国
家重组联盟以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它们所看到的(西班牙国王)胖力二世、(法国国王)
路易十四、(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德意志皇帝和希特勒构成的威胁。然而沃
尔特又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各国可能选择搭车,而且正如兰德尔·施韦勒所指出
的,持修正态度的国家可能采取搭车的策略对待兴起中的国家,因为它们不满现状,希
望从现状改变中得到好处。此外,正如沃尔特所言,搭车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
个力量更强大的国家不怀恶意。
  在用均势来平衡一个国家的力量时,各国可以扮演主要的角色,也可扮演次要的角
色。首先,国家A可以与国家C和国家D结成联盟,用均势来平衡它确认的潜在对手国家B
的力量,或者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力量(这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或者结合使
用这些手段。在此情况下,国家A和国家B互为主要平衡力量。其次,国家A并未将任何
国家视为直接的对手,但是它可能从促进国家B和国家C的均势中得到好处,因为,如果
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过于强大都会对国家A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国家A对国家B
和国家C都是次要的平衡力量,而后两者可能互为主要的平衡力量。
  如果中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开始在东亚出现,各国会作何反应?毫无疑问,反应将
会是极不相同的。既然中国已将美国确定为主要敌人,美国的主要倾向将是作为一个主
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扮演这样的角色可能与美国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在欧洲或亚
洲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关切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在欧洲已不再适用,但是它可能仍适用于
亚洲。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
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
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
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如果美国确实
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改变与日本的结盟方向,与其他
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
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它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心
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的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但这两种做法都会
有巨大的代价和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乃是美国将不作明确的选择,在未经认真考虑
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没有做好有效地发动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便卷
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
  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采取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办法来遏制中国,如果其他大国能
够起用均势来平衡中国的主要作用。可以想象的唯一可能就是日本,而且需要日本的政
策发生重大的变化:加紧重新武装,获得核武器,在争取亚洲其他国家的支持方面与中
国展开积极的竞争。日本可能愿意参加美国领导下的反华联盟,尽管连这一点也不能肯
定,但它不大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平衡者。此外,美国并未表现出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
兴趣和能力。在拿破仑时代,作为一个新的小国家,美国曾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结果
是与英国和法国都打了仗。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只做了微不足道的努力来促进欧洲和
亚洲各国之间的均势,结果参与了为恢复被打破的均势而进行的世界大战。冷战期间,
美国别无选择地成为苏联的主要平衡者。作为一个大国,美国从此再也没有成为一个次
要的平衡者。充当一个次要的平衡者意味着扮演一个微妙的、灵活的、模棱两可的甚至
是不真诚的角色。它可能意味着从支持一方变为支持另一方,拒绝支持或反对根据美国
的价值观念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国家,或者支持一个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国家。即使日本确
实成为中国在亚洲的主要平衡者,美国是否有能力支持这种平衡仍然是个问题。美国更
有能力动员起来直接对付一个现存的威胁,而不是去用均势来平衡两个潜在的威胁。最
后,亚洲国家中存在的搭车倾向可能阻碍美国作为次要平衡力量所做的一切努力。
  搭车取决于信任的程度,这要看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搭车更有可能发生在属于
同一文明或者拥有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在缺乏任何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第二,
信任的程度可能根据背景而不同。当与其他男孩子对抗时,一个小男孩往往服从哥哥的
旨意;但是当他们独自在家时,他就不那么信任他的哥哥。因此,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
更为频繁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促进同一文明内部的搭车现象。第三,搭车和制衡倾向
会由于文明的不同而各异,因为其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在中东普遍采
用均势方法可能反映了阿拉伯文化和其他中东文化中众所周知的低信任度。
  除了这些影响外,对于权力分配的期望和偏好也会影响搭车或均势倾向。欧洲各社
会经历了一个绝对君主制的阶段,但避免了亚洲国家历史上特有的持续的官僚帝国或
“东方专制国家”的出现。封建主义为多元论以及某种权力分散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
假设提供了基础。于是,在国际层次上,均势也被认为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政治家
的责任就是维护和保持它。因此,当均衡受到威胁之时,就需要用平衡行动去恢复它。
简而言之,国际社会的欧洲模式反映了欧洲国家内部的社会模式。
  与此相反,亚洲的官僚帝国没有给社会或政治多元化和分权留有余地。与欧洲的情
况相比,在中国,搭车似乎远比均势重要。卢西恩·佩伊注意到,20年代,“军阀们首
先想要了解与强者站在一起能够得到什么,只有这时他们才可能探讨与弱者结盟可能得
到的回报……对于中国的军阀来说,自治并不像传统的欧洲均势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终
极价值,确切地说,他们的决定是基于与实力相联系的考虑。”艾弗里·戈尔茨坦指出:
1949-1966年,当权威结构相对明确之时,搭车便成为共产党中国的政治特点。然而,
当文化革命造成近乎无政府状态和权威变化无常并威胁到政治家的生存时,均势行为便
开始占上风。1978年以后较明确的权威结构的恢复,大概又使搭车成为占上风的政治行
为模式。
  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
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他们假定这种认同“能
够在正常的宇宙秩序这个更大的可扩展的同心圆中再现自身”。或者,像罗德里克·麦
克法夸尔所表述的:“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
外国的君主和著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因此,中国人从
来没有“多极,甚至也没有多边的安全观念”。在国家关系中,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
制”,在东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欧洲类型的霸权战争。欧洲历史上典型的有效均势体系
对于亚洲来说是陌生的。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到来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
中心的,其他国家要么从属于北京,要么与之合作,或者不受北京控制而自治”。当然,
儒家的世界秩序理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然而,亚洲的国际政治等级制模式与欧洲的
均势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由于对世界秩序持此看法,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也存在着其国内政治中的搭车倾向。
这种倾向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程度,依它们的儒教文化和在历史上与中国关系的深浅而
不同。朝鲜与中国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历史上一直倾向于中国。冷战期间新
加坡视共产党中国为敌人,但是在80年代,新加坡开始改变立场,其领导人积极主张美
国和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权力的现实。拥有大量华人人口和反西方倾向领导人的马来西亚,
也强烈地倾向于中国。19和20世纪,泰国通过适应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保持了自己的独
立,现在它对中国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这种倾向由于它看到它的安全受到越南的潜在
威胁而得到了加强。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是两个最倾向于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是
一个远离中国的穆斯林大国,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它不可能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
海的权利要求。1995年秋,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双方决定在安
全遇到“敌对挑战”时相互磋商。尽管双方都否认这是一个针对中国的安排,但是它们
都将中国视为敌对挑战最可能的来源。越南大体上是一个拥有儒教文化的国家,但历史
上它与中国的关系极为敌对,并于1979年与中国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越南和中国都
宣称对全部斯普拉特群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70年代和80年代,双方的海军时有交
火。90年代初,越南的军事力量相对于中国有所下降。越南比其他任何一个东亚国家都
更经常地有寻求伙伴以平衡中国的动机,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1995年与美国关系正常
化,便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两步。然而,东盟内部的分歧和该组织不情愿向中国挑战的
态度,使东盟极不可能成为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或者为越南对抗中国提供重大支持。
美国可能更愿意遏制中国,但是在90年代中,它在反对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权利要求上
能走多远尚不明朗。因此,对于越南来说,“害处最小的选择’”可能是顺应中国并接
受“芬兰化”,那将“伤害越南的自尊心……但是能保证生存”。
  在90年代,除中国和北朝鲜外,实际上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对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驻军
表示了支持。然而在实践中,除越南外,这些国家都倾向于顺应中国。菲律宾关闭了美
国在那里的主要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冲绳岛反对美国大量驻军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994
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拒绝了美国在其水域停泊6艘供给舰的要求(在美国
对东南亚或者西南亚进行军事干预时,这些舰只将作为提供给养的浮动基地)。顺应态
度的另一个表现是,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首次会议上,中国不把南沙群岛问题列入议事日
程的要求得到了默认,中国1995年占领菲律宾附近米斯奇夫礁(美济礁)的举动并没有
引起其他东盟国家的抗议。1995-1996年,亚洲国家政府对中国口头上和军事上对台湾
的威胁再次保持绝对的沉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对这些国家的搭车倾向作了简要的概
括:“在预测未来之时,亚洲国家的领导人确实对均势可能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感到
担忧,但他们现在不想与北京对抗。”而且,“他们不会参加美国讨伐中国的行动”。
  中国的崛起将对日本构成重大的挑战,日本人在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应付战略上将产
生严重分歧。它是否应顺应中国,以承认中国的政治-军事支配地位来换取中国对日本
在经济事务方面首要地位的承认?或应当赋予美日联盟新的意义和活力,把它作为用均
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合作核心?还是应当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
受中国的侵犯?日本或许会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其核心必定是美日军事联盟。可以
设想,日本可能会缓慢地默认该联盟根据这一目的所作的调整。这样做取决于日本对以
下几方面的信心:1、美国保持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在世界事务中维持其积极领导
作用的全面能力;2‘美国承担维持在亚洲驻军和积极阻止中国扩大影响的义务;3、美
国和日本能在不付出很高的资源代价、不冒很大的战争风险的前提下遏制中国。
  如果美国不承担主要义务或未表现出重大决心,日本很可能会顺应中国。历史上,
日本往往与有关的支配力量结盟以寻求自身的安全,仅有30年代和40年代是例外,当时
它在东亚推行单边的征服政策,结果遭到惨败。即使是在30年代参加轴心国之时,日本
也是与当时在世界政治中显得最具活力的军事一意识形态力量结盟。本世纪更早些时候,
日本相当有意识地加入了英日联盟,因为当时英国是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力量。50年代,
日本同样与世界上最强大并能够确保日本安全的美国结成了联盟。像中国一样,日本把
国际政治看作是等级制的,因为其国内政治是如此。正如一位著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
  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
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的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
相关性为特征的。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这种看法,受到了它在现代以前与中国关系(进贡
制度)的长期经验的影响。
  因此,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
盟”。一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西方学者说: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
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也会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软弱
和正在退却的霸主滥用权力”。随着美国在亚洲作用的下降,中国成为最强大者,日本
的政策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事实上它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指出,
中日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于“谁是老大?”答案正在变得明朗。“尽管不会有明确的声
明或协议,但日本天皇选择了在1992年访问中国,当时北京在国际上仍受到相对的孤立,
这是意味深长的。”
  毫无疑问,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心目中最理想的仍是过去几十年的模式,即处于占优
势的美国的庇护之下。但是,随着美国对亚洲事务参与的减少,日本国内敦促日本‘重
新亚洲化”的势力将得到加强,日本将承认中国在东亚舞台上重新占据优势是不可避免
的。例如,在1994年,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是21世纪亚洲影响最大的国家时, 44%的日
本公众认为是中国; 30%认为是美国;认为是日本的仅有16 %。正如1995年日本的一
位高级官员所预测的,日本将有一套顺应中国崛起的“做法”,接着他又提出了美国是
否会这样做的问题。他的前一个看法似乎有理,但他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是不明确的。
  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
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
主宰。然而,是谁,又在何种程度上对亚洲其他国家或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部分地取
决于中国将发生的事情。经济增长会扩大军事权力和政治影响,但也会促进政治的发展
和走向更开放的、多元的、可能是民主的政治形式。可以说它在南朝鲜和台湾起到了这
个作用,然而,在那里最积极地推动民主的政治领袖都是基督教徒。
  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中国儒教传统,对民主化形成了障碍。
但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增长,正产生出日益增大的财富、具有活力的资产阶级、政府控
制之外的经济力量的积累以及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此外,中国人在贸易、投资和教育
方面已深深地融入外部世界。所有这一切正在为中国走向政治多元化提供社会基础。
  政治开放的先决条件通常是独裁制度中的改革分子上台执政。中国会发生这种情况
吗?在新的世纪里,人们将会看到中国南方出现一些拥有政治计划的集团,如果不是在
名义上,那么它们在事实上也将是政党的胚胎,而且可能会与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华
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中国南方出现了这种运动,如果改革派在北
京获得了权力,那么就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变。民主化可能促使政治家发出民族
主义的呼吁并扩大战争的可能性,但从长远看,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多元制度会缓解
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更为可能的是,
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
作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
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以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
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
           文明与核心国家:正在形成的联盟
  在冷战后多极、多文明的世界里,缺少一个在冷战期间曾占主导地位的分界线。然
而,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持续下去,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
突就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可能对西方变得
更为不友好,在穆斯林集团和西方社会之间将出现间歇性的低强度、有时可能是高强度
的暴力冲突。以美国为一方和以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将具有
极大的冲突性;如果美国对中国作为亚洲霸权力量的崛起进行挑战,就可能发生一场大
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儒教一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继续,或许还会扩大和加深。
这一联系的中心是穆斯林和华人社会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对西方的合作。
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是合作的核心,90年代初杨尚昆主席对伊朗和巴基斯
坦的访问、拉夫桑贾尼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访问使这一点明朗化了。这些举动“表明了
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联盟胚胎的形成”。在去中国的路上,拉夫桑贾尼在伊斯兰
堡宣称,在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一个战略联盟”,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将被视为对
伊朗的攻击。为了加强这一模式,贝娜齐尔·布托在1993年IO月就任总理后立即访问了
伊朗和中国。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包括政治、军事、政府官员定期互访,以及在各种
民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包括军工生产合作,加上中国向另两个国家出售武器。这种关
系的发展得到了巴基斯坦对外政策思想中的“独立”派和“穆斯林”派的强有力支持,
这些人希望建立一个“德黑兰-伊斯兰堡-北京轴心’。在德黑兰,人们认为,“当代世
界的独特性”要求伊朗、中国、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紧密和持续的合作”。至
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
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
  这三个国家能成为涉及到其他穆斯林和亚洲国家的更为广泛的集团的核心吗?格雷
厄姆·富勒认为:一个非正式的“儒-伊联盟得以实现,并非因为穆罕默德和孔夫子是
反西方的,而是因为这些文化提供了一个能够表达部分是由西方——一个在政治、军事。
经济和文化上占统治地位,并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痛恨的西方——造成的痛苦的载体,
一些国家感到‘它们没有必要再忍受”’。最强烈地呼吁这种合作的是卡扎菲,他在
1994年3月宣布:
  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控制穆斯林,如果他们能够,随后他们将控
制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儒教和其他宗教。
  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说:我们曾决心摧毁共产主义,而西方现在必须摧毁伊斯兰
教和儒教。
  现在我们希望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儒教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阵营之间
的对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十字军的参加者持有偏见。我们和儒教站在一起,与它结盟,
和它在一条国际战线上并肩作战,我们将一同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
  因此,作为穆斯林,我们将支持中国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我们希望中国取得胜利……
  然而,中国方面对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蒙联盟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江泽民
主席1995年宣称,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这个立场或许反映了传统的中国观念,作
为一个中央帝国,即中心国家,中国不需要正式盟友,而其他国家会发现与中国结盟符
合它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意味着它将重视与其他反西方国家的伙伴
关系,其中伊斯兰国家占最大部分,而且是最有影响的成员。此外,中国石油需求的日
益增长可能会驱使它加强与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关
系。一位能源专家1994年评论道:这样一个以武器换取石油的轴心,“再也不需要听从
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的旨意了”。
  其他文明及其核心国家与西方及其挑战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极大的不同。缺少核心
国家的南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一直依赖于西方,而且军事和经济力量相对
软弱(尽管拉丁美洲在迅速改变这一状况)。它们与西方的关系或许会向相反的方向发
展。拉丁美洲与西方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80年代和90年代,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越来
越接近于西方。两个曾经试图获得核武器的拉丁美洲国家放弃了这一打算。整体军事力
量在所有文明中处于最低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可能会不满于美国的军事优势,但却无
意对它进行挑战。在不少拉丁美洲社会中,新教的迅速兴起不但使它们更像西方天主教
一新教混合的国家,而且正在扩大拉丁美洲与西方之间的宗教联系,使之超出原先仅通
过罗马教廷保持的联系。反过来,涌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加勒比人,以及由
此带来的拉丁美洲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促进了文化的趋同。在拉丁美洲与西方之间,
实际上就是与美国之间,主要的冲突问题是移民、毒品以及与毒品有关的恐怖主义,以
及经济一体化(例如,把拉丁美洲国家纳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对抗诸如南方共同市场
和安第斯条约这样的拉丁美洲集团的扩张)。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引发的问题
所表明的那样,拉丁美洲和西方文明的结合并非易事,它或许会在ZI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里缓慢地形成,但也可能永远不会形成。尽管如此,西方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差异仍小于
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差异。
  西方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仅包括略微严重一些的冲突(主要原因是非洲的软弱),也
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南非没有像巴西和阿根廷那样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尽管它销
毁了已拥有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是白人政府制造的,旨在威慑外国对其种族隔离政策
的攻击,该政府不愿意把它们馈赠给黑人政府用于其他目的。但是,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是不能销毁的。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府可能会建造新的核武库以确保其非洲核心国
家的地位,并遏制西方对非洲的干涉。人权、移民、经济问题和恐怖主义也被提上了非
洲和西方的议事日程。尽管法国政府努力维持与其前殖民地国家的紧密联系,但非洲国
家似乎正在经历一个非西方化的长期过程,西方国家的利益和影响正在缩小,本土文化
正在被重新倡导,南非最终会将其文化中的非洲一英国因素置于非洲因素之下。在拉丁
美洲变得更西方化的同时,非洲却变得更非西方化。然而,二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
依赖西方,除了在联合国的投票外,都无法对西方和其挑战者之间的均势产生决定性影
响。
  很明显,三个“摇摆”文明的情况并非如此,其核心国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它
们与西方及其挑战者的关系可能是混合的、矛盾的和变幻不定的。它们彼此的关系也会
极为不同。正如以上提到过的,日本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带着极大的痛苦和自我反省而背
离美国向中国靠拢。与冷战期间跨文明的其他盟友一样,日本与美国的安全纽带将削弱,
尽管可能永远不会正式挑明这一点。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仍然会是困难的,只要俄罗斯
在它1945年占领的干岛群岛的问题上拒绝妥协。冷战结束时出现过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
时机,但由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而稍纵即逝。在未来,美国没有理由像它过去所做
的那样支持日本的领土要求。
  在冷战的最后二三十年里,中国成功地与苏联和美国打“中国牌”。在冷战后的世
界里,俄罗斯也可以打“俄国牌”。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将使欧亚与西方之间的均势决
定性地向前者倾斜,引起人们像对50年代的中苏关系那样的关切。与西方紧密配合的俄
罗斯会为抗衡在全球问题上的儒一伊联盟增添力量,并重新引起冷战时期中国对来自北
方的侵略的恐惧。然而,俄罗斯与这两个邻近文明之间也存在着问题。在与西方的关系
中,俄罗斯更倾向于短期行为,这是冷战结束的后果,是出于重新确立俄罗斯与西方的
均势的需要,以及双方就基本的平等和各自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的需要。在实际中这意
味着:
  1、俄罗斯同意欧洲联盟和北约扩大到把中欧和东欧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包括进去,
西方则承诺北约组织不继续扩张,除非乌克兰分裂成两个国家;
  2、俄罗斯和北约组织签订伙伴关系条约,保证互不侵犯,定期磋商安全问题,共
同努力避免军备竞赛,为达成符合双方冷战后安全需要的武器控制协议进行谈判;
  3、西方承认俄罗斯对维护东正教国家及东正教人口占多数地区的安全负有主要责
任;
  4、西方承认俄罗斯在与南面穆斯林民族关系中面临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安全问题,
西方愿意修改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并支持俄罗斯为应付这些威胁采取的必要措施;
  5、俄罗斯和西方同意在处理一些同时涉及到西方和东正教利益的问题,如波斯尼
亚问题时,进行平等的合作。
  如果按照上述或类似路线进行安排,俄罗斯和西方便不大可能对对方的安全构成长
期的挑战。欧洲和俄罗斯是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成熟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具有可
能成为扩张和进攻取向的年青力量。
  冷战刚刚结束时,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变得较具有合作性:解决了边界争端,双方
都削减了边境驻军;扩大了贸易;双方都停止将对方作为核导弹的攻击目标;两国外长
探讨了对付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家的共同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发现中国是渴
望得到坦克、战斗机、远程轰炸机和地对空导弹等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大客户。从俄罗斯
的观点来看,俄中关系的升温表明,在俄日关系持续冷淡的情况下,它有意识地决定将
中国作为其亚洲的合作“伙伴”,同时这也是针对它在北约东扩、经济改革、军备控制。
经济援助,以及加入西方国际机构等问题上同西方之间的冲突作出的反应。就中国而言,
中国得以向西方证明,它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且它可以得到必要的军事能力来执行
远距离投放兵力的地区性战略。对两国来说,俄中联系如同儒一伊联系一样,是抗衡西
方力量和普世主义的一种手段。
  这种联系能否延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双方
满意的基础上保持稳定的程度;第二,中国作为东亚霸主的崛起从经济、人口和军事上
威胁俄罗斯利益的程度。中国的经济推动力已经扩展到西伯利亚,中国和韩国、日本的
商人一道正在开发和利用那里的机会。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日益认识到,未来他们的经
济更多地是与东亚而不是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联系在一起。对俄罗斯来说更大的威胁是
进入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据报道,中国在那里的非法移民人数1995年达到300万- 500
万,而东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口大约是700万。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警告说:“中
国人正在和平地征服俄罗斯远东地区。”俄罗斯高级移民官员也赞同地说:“我们必须
反对中国的扩张主义。”此外,中国与前苏联各中亚共和国发展经济关系的举动,可能
激化它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的扩张也可能变成军事扩张,如果它决定重新提出对蒙古
的主权要求。蒙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俄罗斯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几十年中它曾一
直是苏联的卫星国。自蒙古人入侵以来一直萦绕在俄罗斯人脑海中的“黄祸”,有一天
可能会再次成为现实。
  俄罗斯与伊斯兰的关系,是几个世纪以来它通过对土耳其人、北高加索人和中亚部
落民族进行扩张战争的历史产物。当前,俄罗斯正与其东正教盟友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
起来以均势平衡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影响,并与其东正教盟友亚美尼亚起来以均势来平衡
土耳其在外高加索的影响。俄罗斯一直积极地维护其在中亚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军
事影响,将它们纳入了独联体,并在所有这些国家部署了军队。俄罗斯关心的中心问题
是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以及将这些资源运往西方和东亚的通道。俄罗斯还一直在
北高加索进行着一场反对车臣穆斯林的战争,并在塔吉克斯坦进行着另一场战争,支持
塔吉克斯坦政府镇压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在内的暴乱。这些安全考虑进一步刺激
了俄国同中国在遏制中亚的“伊斯兰威胁”上的合作,也是俄罗斯同伊朗恢复友好关系
的一个重要动机。俄罗斯向伊朗出售潜艇、新式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地对空导弹,以
及侦察和电子战军事装备。此外,俄罗斯已同意在伊朗建立轻水核反应堆,并向伊朗提
供铀浓缩设备。作为回报,俄罗斯非常明确地希望伊朗遏制原教旨主义在中亚的扩散,
并暗示希望它与俄罗斯合作共同起来以均势来平衡土耳其在中亚和高加索的影响。在未
来的几十年中,俄罗斯与伊斯兰的关系,将决定性地取决于它对沿其南方边界上的穆斯
林人口爆炸所构成的威胁的看法。
  第三个“摇摆”的核心国家是印度,冷战期间它是苏联的盟国,与中国进行过一场
战争,与巴基斯坦进行过几场战争。它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不是龄龋相
加,也是保持着一定距离。冷战结束后,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核武器、南亚次
大陆全面军事平衡问题上都可能继续存在严重冲突。如果巴基斯坦能够赢得其他穆斯林
国家的支持,印度与穆斯林的关系总的来说将会很困难。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印度可能
会进行特别的努力,像以往那样逐个劝说穆斯林国家疏远巴基斯坦。随着冷战的结束,
中国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努力扩大到了印度,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因而得到了缓解。
但是,这一趋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中国积极地卷入了南亚政治,而且可能会继续这
样做:同巴基斯坦保持紧密的关系,加强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能力,以经济援
助、投资和军事援助讨好缅甸,还可能在那里发展海军设施。‘目前中国的力量正在扩
张,在21世纪初,印度的力量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是极为可能的。
一位分析家指出:“两个亚洲巨人之间潜在的力量竞争,以及自认为是当然的大国、文
明和文化的中心,会继续促使它们支持不同的国家和事业。印度将努力崛起,不仅是作
为多极世界中的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而且是作为中国权力和影响的抗衡国家。
  至少为了对抗中-巴联盟,即使不是为了对抗更广泛的儒- 伊联系,而与俄罗斯保
持密切的联系、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也明显地符合印度的利益。9O年代中
期,印度从俄罗斯得到了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武器,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低温火箭技术,
由此导致了美国的制裁。除了武器扩散外,印度和美国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包括人权
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和经济自由化问题。然而,美国-巴基斯坦关系的疏远和在遏制中
国上的共同利益,最终可能使印度和美国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印度在南亚的力量扩张
不会伤害美国的利益,反而于其有利。
  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会发生变化。
任何一个文明的大多数国家在形成与另一个文明中的国家的关系时,通常追随核心国家
的领导。但是情况将不会总是如此。很明显,一个文明中的所有国家不会与第二个文明
中的所有国家都拥有相同的关系。共同的利益,通常是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共同的敌人,
导致了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合作。显然,文明内部也会出现冲突,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内
部。此外,沿断层线边缘的集团间的关系,可能与它们各自文明中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关
系有极大的差别。然而,总的趋势是明显的,可以就文明间和核心国家间似乎正呈现出
的结盟和对抗作一些合理的归纳。图9.1对此做了概括。冷战期间相对简单的两极关系
已为多极。多文明世界的远为复杂的关系所取代。

ico_lz  楼主| 发表于 2012-8-2 23:03:2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章 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
           过渡战争: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
  “第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摩洛哥著名学者马哈迪·埃尔曼扎拉在海湾战争正在
进行时这样称呼它。事实上,这是第二场文明之间的战争,第一场是1979-1989年的苏
联-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都是以一个国家直接入侵另一个国家为开端,然后转变为
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新定义为文明的战争。事实上,它们是走向以不同文明集团间的
民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为主的时代的过渡战争。
  阿富汗战争是因苏联想维持一个卫星国的政权而发动的。由于美国作出了积极的反
应,组织、资助和装备了阿富汗抵抗苏联军队的起义者,而变成了一场冷战式战争。对
于美国人来说,苏联的失败证明了里根主义推动对共产主义政权武装抵抗的正确,并使
他们为苏联遭到可与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比的屈辱而感到安慰。这场战争的失败对整个
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制度都产生了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帝国的瓦解。美国人和西方
人普遍认为,阿富汗战争是冷战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是滑铁卢之役。
  然而,对那些与苏联作战的人来说,阿富汗战争却是另外一回事。一位西方学者评
论道:它是“第一场不以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胜利”,而是以伊斯兰原
则为基础的抵抗外来侵略的胜利。这场战争是作为圣战而发动的,它极大地增强了伊斯
兰的自信心和权力。事实上,它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可以与1905年日本在东方世界
击败俄罗斯人的胜利相比。这场被西方人视为自由世界的胜利的战争,却被穆斯林视为
伊斯兰的胜利。
  美元和导弹是为击败苏联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伊斯兰的集体努力同样不可缺少。伊
斯兰各国政府和各种集团,竞相努力击败苏联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胜利。穆斯林获得的
战时财政援助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1984-1986年,沙特阿拉伯为抵抗力量提供了5.
25亿美元;1989年,它同意提供总数为7.15亿美元援助中的61%,即 4.36亿美元,
其他部分则来自美国。1993年,它向阿富汗政府提供了1.93亿美元。在整个战争期间,
沙特阿拉伯提供援助的总数至少与美国提供的30亿至33亿美元相等,甚至可能超过了它。
战争期间,大约有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的25,000名志愿兵参战,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
招募主要是在约旦进行的,这些志愿兵受到了巴基斯坦军种间情报局的训练。巴基斯坦
为抵抗运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基地,以及后勤和其他支援。此外,巴基斯坦还是美
国财政援助的代理人和输送渠道,它有目的地将援助资金的75%给予了较强烈的原教旨
主义的伊斯兰集团,其中有 50%交到了以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最极端的逊尼派原教旨
主义者手中。尽管在对苏作战,但是大部分阿拉伯参战者是强烈反对西方的,它们谴责
西方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不道德和企图颠覆伊斯兰。苏联人最后被其不能有效地相比和抵
消的三个因素所击败:美国的技术,沙特阿拉伯的金钱,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热。
  这场战争遗留下了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
切非伊斯兰力量。战争的遗产还包括: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战士,军营、训练场地和后
勤设施,一个复杂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泛伊斯兰关系网,以及包括300-500枚未付账的
毒刺式导弹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
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一位美国官员1994年说:阿富汗志愿兵的“圣战者
资格从宗教和政治上看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击败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现在
正在对付第二个”。
  阿富汗战争成为一场文明间的战争,是因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如此认为,并为了
反对苏联而团结起来。海湾战争成为一场文明间战争,是因为西方在军事上干预了穆斯
林的冲突,而绝大多数西方人又支持这种干预。这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这种干预视为
对他们发动的战争,因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又一例证。
  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政府自战争伊始就产生了分歧。由于萨达姆·侯赛因越过了神
圣的边界,1990年8月,阿拉伯联盟以绝对多数(14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
了谴责其行径的决议。埃及和叙利亚向美国组织的反伊拉克联合部队提供了大批人员,
巴基斯坦、摩洛哥和孟加拉国提供的略少。土耳其关闭了穿过其境内的从伊拉克通向地
中海的输油管道,并允许盟国使用它的空军基地。作为对这些行动的回应,土耳其更强
烈地要求加入欧洲;巴基斯坦和摩洛哥重申了它们与沙特阿拉伯的紧密关系;埃及的债
务被取消;叙利亚得到了黎巴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尽管伊朗、约旦、利比亚、毛里
塔尼亚、也门、苏丹和突尼斯,以及诸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运动和伊斯兰拯救
阵线等组织中的不少国家和组织都从沙特阿拉伯得到过财政援助,但它们仍然支持伊拉
克而谴责西方的干涉。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则采取了妥协立场或
者试图避免采取任何立场。
  虽然穆斯林国家政府之间最初就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观点从
一开始就是反西方的。一位在科威特被入侵3周后访问了也门、叙利亚、埃及、约旦和
沙特阿拉伯的美国观察家报告说:“阿拉伯世界由于对美国的愤怒而热血沸腾,看到一
个勇敢的阿拉伯领袖公然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简直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从摩
洛哥到中国,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欢呼他是穆斯林的英雄。”
“这场冲突的一大悖论”就是民主的悖论:在那些政治更开放、言论更自由的阿拉伯国
家里,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也“最强烈和最广泛”。在摩洛哥、巴基斯坦、约旦、
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一些大规模示威游行谴责西方以及诸如哈桑国王、贝娜齐尔·
布托、苏哈托这样的政治领袖,将他们称为西方的走狗。甚至在叙利亚也出现了反对盟
国的行动——“在那里广大市民反对外国军队进驻海湾”。印度的1亿穆斯林中有75%
谴责美国发动战争,印度尼西亚的1. 71亿穆斯林“几乎普遍地”反对美国在海湾的军
事行动。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以类似的方式集合到同一个营垒之中,并为无视萨达姆
的野蛮行径和谴责西方干涉提供了复杂的理论基础。
  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普遍承认萨达姆·侯赛因可能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但是与当
年罗斯福总统的看法相似,认为“他是我们的残忍暴君”。在他们看来,这次入侵是家
庭事务,应当在家庭内部解决,而那些以夸夸其谈的世界正义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国家,
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利,使阿拉伯国家继续从属于西方。据一份报告说:“阿拉伯
国家的知识分子鄙视伊拉克政权,不满于它的残暴和独裁,但认为它是抵抗阿拉伯世界
的大敌西方的中心。”他们“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对立起来”。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说:
“萨达姆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伊拉克挺身而出反对西方的军事干涉而
谴责他。”西方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则谴责非穆斯林部队进驻沙特阿拉伯“亵渎”了穆
斯林圣地。简言之,普遍的观点认为:萨达姆侵略是错误的,西方干涉更是错误的,因
此萨达姆与西方作战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也是正确的。
  萨达姆·侯赛因像其他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一样,将以前的世俗政权与可能具
有最广泛号召力的事业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伊斯兰。鉴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形分布,
萨达姆并无其他的真正选择。一位埃及评论家指出,伊斯兰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不明确
的第三世界反西方主义之间的选择,“证实了伊斯兰作为动员支持力量的政治意识形态
的价值”。尽管沙特阿拉伯在实践和制度方面比除伊朗和苏丹之外的其他所有穆斯林国
家都更为穆斯林化,尽管它为全世界的穆斯林集团提供了财政援助,但是任何一个国家
的伊斯兰运动都不支持它与西方联盟反对伊拉克,而且它们本质上都是反对西方干涉的。
  对于穆斯林来说,这场战争很快就成为了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因为伊斯兰的神圣
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威胁。从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富汗、苏丹
到其他地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
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声称它们是在面临“对伊拉克人民的军事和经济侵略”
的情况下支持伊拉克的。1980年秋,坐落在麦加的伊斯兰大学校长萨法·哈瓦利在一盒
于沙特阿拉伯广泛流传的录音带中说:这场战争“不是世界对伊拉克,而是西方对伊斯
兰”的战争。约旦国王侯赛因也用同样的腔调说:这是“一场不仅针对伊拉克,而且针
对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战争”。此外,正如法蒂马·莫尼斯所指出的,布什总统经
常以美国的名义祈祷上帝,更加强了阿拉伯人的这是“一场宗教战争”的看法,因为布
什的话散发着“7世纪伊斯兰教创教前游牧部落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和后来的基督教十字
军战士的臭味”。他们争辩说,这场战争是西方和犹太人阴谋策划的十字军东征,因此,
不仅发动圣战作为回报是正当的,而且必须这样做。
  穆斯林将这场战争视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因而减弱或缓解了穆斯林世界内部的
矛盾。与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压倒一切的差异相比,穆斯林之间原有差异的重要性减弱了。
战争期间,穆斯林各国政府和团体不断地使自己疏远西方。像以前的阿富汗战争一样,
海湾战争使过去常常想将对方置于死地的穆斯林们走到了一起,其中包括:阿拉伯世俗
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约旦政府和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哈
马斯运动;伊朗和伊拉克;总体说来,还有反对党和政府。正如萨法·哈瓦利所说:
“那些伊拉克复兴党徒只是我们几个小时的敌人,而罗马直至世界末日一直是我们的敌
人。”战争还使伊拉克和伊朗开始相互妥协。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谴责西方的干涉,号
召对西方发动圣战。伊朗政府减少了针对伊拉克这个前敌人采取的措施,随着战争的开
始,两个政权间的关系逐步改善了。
  外部敌人同样也减弱了国家内部的冲突。例如在1991年,有报告说,巴基斯坦“沉
浸在反对西方的言论之中”,至少是暂时地团结在了一起。“巴基斯坦从来没有如此团
结过。在南方省份信德,当地人和印度移民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互相残杀,可是现在却
肩并肩地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在西北边境极端保守的部落地区,在除了周五祈祷日人们
从不聚会的地方,甚至连妇女都走上街头示威。”
  随着公众的反战态度日益坚定,原来与盟国有联系的政府退缩了、分裂了,或者竭
力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像哈菲兹·阿萨德这样的曾经为盟国提供过军队的领导人,
现在却争辩说有必要抵制并最终取代西方派驻在沙特阿拉伯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在任何
情况下都只应用于防御目的和保护圣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奉级军事领导人公开谴
责其政府与盟国结盟。为盟军提供了大多数军队的埃及和叙利亚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它
们的社会,因而能够压制或无视反西方的压力。稍微开放一些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被劝
导疏远西方,并采取了越来越反西方的立场。在马格里布“爆发的对伊拉克的支持”是
“这场战争最出乎意料的结果之一”。突尼斯公众舆论强烈地反对西方,总统本·阿里
迅速地谴责了西方的干涉。摩洛哥政府起初向盟军提供了1,500人的军队,但是在反西
方集团动员起来后也站在伊拉克的立场上攻击西方。在阿尔及利亚, 40万人举行示威
支持伊拉克,促使本来倾向于西方的总统转而谴责西方,并宣称:“阿尔及利亚将站在
伊拉克兄弟一边”。1990年8月、三个马格里布国家政府在阿拉伯联盟中投票谴责伊拉
克,但是到当年秋天,为了迎合人民强烈的情绪,又投票赞成谴责美国干涉的动议。
  西方的军事努力也未得到非西方、非穆斯林文明的人民的支持。在1991年1月的民
意测验中,53%的日本人反对这场战争,25%表示支持。在印度,谴责萨达姆·侯赛因
和谴责乔治·布什发动战争的人各占一半。(印度时报》为此警告说,这场战争可能导
致“强大、自傲的犹太教-基督教世界和弱小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由宗教狂热燃起的更为
广泛的对抗”。于是,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变成了伊
拉克和西方之间,然后是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战争,并最终被许多非西方人视为东方对
西方的战争,“一场白人的战争,旧式帝国王义的新发作”。(注15)
  除科威特人以外,其他穆斯林对战争并无热情,而且几乎是清一色地反对西方的干
涉。战争结束时,伦敦和纽约举行了胜利庆祝会,但在其他地方却无此种情景。苏海尔
·哈什米指出:“对阿拉伯人来说,战争的结局并不值得欢庆。”相反,他们充满了强
烈的失望、沮丧、屈辱和愤恨。西方再次获胜了。曾激起阿拉伯人希望的最后一位萨拉
丁式的英雄,在武装进犯伊斯兰社会的强大的西方力量面前不堪一击。法蒂玛·莫尼斯
问道:“对阿拉伯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场战争的结局更坏的吗?用全部技术武装起来
的整个西方向我们扔炸弹。这是极端的恐怖。”
  战争之后,除科威特外,阿拉伯国家的舆论越来越不满于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
科威特的解放消除了任何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理由,也使得美军在海湾的继续存在失
去了理由。因此,甚至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里,舆论也变得越来越同情伊拉克。参加了
联盟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也改变了立场。1992年8月,埃及和叙利亚也同其他国家一样反
对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1993年1月,阿拉伯国家政府加上土耳其反对空袭伊拉克。
如果西方的空军力量可以用来反击逊尼派穆斯林对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进攻,为
什么它不能用来反击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进攻呢?1993年6月,当克
林顿总统为了报复伊拉克人企图暗杀前总统布什的行动,命令轰炸巴格达时,国际上的
反应是严格按照文明线来划分的。以色列和西欧国家政府强烈支持轰炸;俄罗斯将其视
为“正当的”自我防卫;中国表示“严重关切”;抄特阿拉伯和海湾酋长国保持沉默;
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包括埃及政府,谴责它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又一例证,用伊朗的话
说,是美国在“新扩张主义和利己主义”趋动下的“公然侵略”。下述问题被反复提出:
为什么美国和国际社会(即西方)不对以色列的暴行及其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动作出同
样的反应?
  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
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
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
·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并扩大了和平时期在海
湾的军事存在。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
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断层线战争的特性
  部族、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群体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之所以盛行于各时代和各文明,
是因为它们植根于人民的认同。这些冲突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们并不涉及那些与未参战
者直接利益有关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尽管它们可能引起外部集团的人道主
义关切。当认同的根本问题受到威胁时,这些冲突往往变成激烈而血腥的冲突。此外,
这些冲突往往是长期的,尽管会被停战协议或协定暂时中断,但冲突往往会因违反协议
而再起。另一方面,在为维护认同而爆发的内战中,如果一方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
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
成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于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
之间。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可能涉及在独特地理区域内占优势地位的集团,在这种情
况下,那些没有控制政府的集团往往为独立而战,它们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接受低于
独立的条件。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也可能涉及混居地区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持续
紧张的关系会不时引发冲突,正如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和
华人之间的情况那样;也可能发展成为全面的战斗,特别是在确立新的国家及其疆界时;
这样的战斗可能导致使用武力残忍地将人民分离开来。
  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控制领土。
至少有一个参与者的目的是要征服领土,通过驱逐或屠杀其他民族或二者兼用,即“种
族清洗”,来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其他民族。这种冲突可能充满了暴力和邪恶,双方都参
与屠杀、恐怖主义、奸淫和酷刑。争夺的关键地区往往是强烈地象征着一方或双方历史
和民族认同的地区,是它们拥有不容侵犯的权利的圣地,如西岸、克什米尔、纳戈尔诺
一卡拉巴赫、德里纳河谷和科索沃。
  一般说来,断层线战争具有一般社会群体的战争的某些但不是全部的特性。它们是
持久的冲突。当它们发生在国家内部时,平均时间可能会比国家间的战争长6倍。由于
涉及到集团认同和权力的根本问题,它们难以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所达成的协议常
常不能为各方所有的派别认可,而且通常不能长久。断层线战争是一种时起时伏的战争,
它们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然后又减弱为低强度的战争,或者转化成压抑着的
敌意,然后再度爆发。对立的认同和仇恨之火很少能够完全熄灭,除非通过种族灭绝。
由于具有持久性,断层线战争像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一样,往往造成大量死伤和难民。
这两个数字必须谨慎对待,人们普遍接受的90年代初在断层线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菲
律宾5万,斯里兰卡5万-10万,克什米尔2万,苏丹5O万-150万,塔吉克斯坦10万,克罗
地亚5万,波斯尼亚5万-20万,车臣3万-5万,西藏10万,东帝汶20万。所有这些冲突实
际上还造成了为数更多的难民。
  在这些当代战争中,有许多不过是历史上持久的血腥冲突的最新一轮。20世纪末的
暴力冲突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例如,1956年在苏丹爆发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72年,
虽于当年达成了给予苏丹南部某些自治权的协议,但是1983年又战火重燃。斯里兰卡的
泰米尔叛乱始于1983年,为结束叛乱而举行的和平谈判于1991年中断,1994年又重开谈
判,至1995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4个月之后,暴动的猛虎组织违反了停火协议
并撤出了和谈,随后又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战争。菲律宾的摩洛人起义始于70年代初,在
1976年达成允许棉兰老某些区域自治的协议后开始减弱。但是到了1993年,由于持不同
政见的反叛集团抵制争取和平的努力,又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暴力冲突,其规模也日益扩
大。俄罗斯和车臣领导人于1995年7月达成了非军事化协议,旨在结束于1994年12月爆
发的暴力冲突。这场战争一度沉寂下来,但不久又重新爆发。车臣人袭击了俄罗斯人或
亲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对此进行了报复,车臣人于1996年1月入侵达吉斯坦,1996
年初俄罗斯开始大举进攻。
  虽然断层线战争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同样具有旷日持久。暴力程度高和意识形态
含混不清的特性,但二者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不同。首先,社会群体的战争可能在民族、
宗教、种族或语言群体之间发生。然而,由于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断
层线战争几乎总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展开。一些分析家有意贬低这种因素
的重要性。例如,他们指出,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和穆斯林拥有共同的种族特性和语言,
在历史上曾和平相处并广泛通婚,而对宗教因素却用弗洛伊德的“小差异自恋情结”加
以解释。这是一个基于世俗之见的判断。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
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强度和暴力程度
皆因信仰不同的上帝而极大地增强。
  第二,其他的社会群体的战争往往具有特定性,因此,相对地说,不会扩散或卷进
更多的参与者。相比之下,断层统战争根据定义,是在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的
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在一般的社会群体的冲突中,A集团与B集团作战,C、D和E集团
没有理由卷入其中,除非A集团或B集团直接威胁到它们的利益。但在断层线战争中,AI
集团与Bl集团作战,它们双方都试图扩大战争,并动员本文明的亲缘集团A2、A3、A4和
B2、B3、B4给予支持,而那些集团将认同于它们正在作战的亲缘集团。现代世界交通运
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这种联系的建立提供了方便,因此,断层线冲突便“国际化了”。
移民在第三个文明的地区内建起了聚居区。通信技术使得对抗的各方更容易寻求帮助,
也使其亲缘集团更容易迅速了解它们的状况。世界总体上的缩小使得亲缘集团能够为冲
突各方提供道义汐胶、财政和物质支持,并且更难以不这样做。格林韦所说的“亲缘国
综合征”,是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最重要的特征。更为普遍的是,不同文明人民之间即
使是小规模的冲突,也可能造成文明内部冲突所不具有的严重后果。1995年2月,在卡
拉奇一座清真寺中做礼拜的18名什叶派教徒被逊尼派枪手杀害,该事件进一步破坏了这
座城市的和平,给巴基斯坦造成了问题。恰好一年以前,一名犹太定居者杀害了在希伯
伦清真寺做祈祷的29名穆斯林,结果破坏了中东和平的进程,给世界造成了问题。
            发生频率:血腥的伊斯兰边界
  社会群体的冲突和断层线战争是历史的内容。根据一项统计,冷战期间共发生了约
32欢种族冲突,包括阿拉伯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苏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斯
里兰卡的佛教徒和泰米尔人、黎巴嫩什叶派和马龙派之间的断层线战争。在40年代和50
年代,约有一半的内战是认同战争,但是在其后的三十来年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内战属
于认同战争,在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间涉及种族集团的对抗增加了3倍。然而,由于
超级大国的对抗无所木至,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这些冲突只引起了相对来说极小的注
意,而且人们常常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待它们。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群体的冲突变得更
为突出,可以说,也比以往更为普遍。种族冲突事实上出现了某种“高潮”。
  这些种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世界各文明中间。重大的断层线战
争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
而在少数其他地方,非穆斯林集团之间只发生了暴力程度较低的冲突。然而,绝大多数
的断层线冲突是沿着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分开的环绕着欧亚和非洲的边界发生的。尽
管在世界政治的宏观层面或全球层面上,文明的主要冲突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的,
但在微观层面和地区层面上,它却是在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之间展开的。
  激烈的对抗和暴力冲突在同一地区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极为普遍,在波斯尼亚,
穆斯林和信奉东正教的塞族人进行了一场流血的、破坏性极大的战争,还与信奉天主教
的克族人发生了冲突。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不满于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保持
着自己的地下政府,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也极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阿尔巴尼亚政府和
希借政府为坚持本民族在对方国家居住者的权利而争吵不休。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在历史
上就互不相容。在塞浦路斯,相邻的穆斯林土耳其族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一直关
系敌对,各自为政。在高加索,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是宿敌,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
人为控制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而战。在北高加索,200年来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穆
斯林为了摆脱俄罗斯的统治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战争。残酷的战争于1994年在俄罗斯人和
车臣人之间再次展开,在印古什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奥塞梯人之间也发生了战争。在伏尔
加盆地,穆斯林勒勒人在过去以及在90年代初与俄罗斯人展开了斗争,最后就有限的主
权达成了不稳定的妥协。
  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人使用武力逐渐控制了中亚的穆斯林各民族。朋年代期间,
阿富汗人和俄罗斯人之间打了一场大战,俄罗斯撤退后,战争余波仍在塔吉克斯坦蔓延,
一方是俄罗斯军队支持的现政府,另一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在新疆,
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集团反对汉化,并且正在发展与前苏联各共和国内的同族人和共
同宗教信仰者的关系。在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曾发生过三次战争,此外还
有克什米尔穆斯林反抗印度统治的起义,阿萨姆穆斯林移民与部落民族之间的战争,以
及遍及全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间的骚乱和暴力冲突,这些都是由两个宗教社会群体
中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所引发的。在孟加拉,佛教徒抗议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对他们
的歧视;在缅甸,则是穆斯林抗议占多数的佛教徒对他们的歧视。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穆斯林不时地发起反对华人的骚乱,抗议他们对经济的控制。在泰国南部,穆斯
林集团断断续续地参与了反抗佛教政府的起义。在菲律宾南部,曾发生过一次穆斯林摆
脱天主教国家和政府的统治、争取独立的起义。另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信奉天主教
的东帝汶人则为反抗穆斯林政府的镇压而斗争。
  在中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犹太人建立家园。在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了四次战争,巴勒斯坦人为反抗以色列人的统治发动了起
义。在黎巴嫩,马龙派基督教徒与什叶派伊斯兰教徒进行了一场战斗,结果以失败告终。
在埃塞俄比亚,信奉东正教的阿姆哈拉人在历史上一直压制穆斯林种族集团,并遭遇过
穆斯林奥罗莫人的暴动。在非洲之角,北部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与南部的唯灵论基督教
黑人发生着各种类型的冲突。在苏丹,发生过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最血腥的战争,战
争持续了几十年,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伤亡。尼日利亚的政治一直为北部的穆斯林富拉尼
人一豪萨人和南部的基督教部落之间的冲突所主导,暴动和军事政变频繁不断,还发生
了一场大战。在乍得、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穆斯林和基督教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斗
争。
  在所有这些地区,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入——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
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
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曾发生暴力冲突,很多在90年代仍处于暴力冲突中。沿着伊斯兰国
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于是人们自然会问,20世纪末穆斯
林和非穆斯林集团之间的这种冲突模式,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文明的集团之间。事实并非
如此。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90年代,他们比其他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
地卷入了集团间的暴力冲突。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1993-1994年,穆斯林参与了泰德·罗伯特·格尔进行深入分析的55次种族-政
治冲突中的26次(表10.1)。这些冲突中有20次是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其中15次
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简而言之,涉及到穆斯林的文明间冲突是所有非穆斯
林文明冲突的三倍。伊斯兰内部的冲突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文明中的冲突,包括非洲的
部落冲突。与伊斯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只卷入了两次文明内部的冲突和两次文明
之间的冲突。涉及到穆斯林的冲突往往死伤惨重。在格尔分析的6次战争中,估计有20
万或者更多的人被杀害,其中3次战争(苏丹、波斯尼亚、东帝汶)发生在穆斯林和非
穆斯林之间,2次(索马里、伊拉克-库尔德)是在穆斯林之间,仅有1次(安哥拉)涉
及到非穆斯林。
          表10.1种族政治冲突:1993-1994年
       ┌───────────────────┐
       │    文明内部冲突 文明间冲突 总数│
       │伊斯兰   11     15     26 │
       │其他    19*     5     24 │
       │总数    30     20     50 │
       └───────────────────┘
  *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冲突。
  资料来源:泰德·罗伯特·格尔;《人民反对国家:种族政治冲突及变化中的世界
体系》,载于(国际研究季刊)第38期(1994年9月),第347-378页。我应用了格尔
的冲突分类法,只是将中国-西藏冲突作了改动;他将这个冲突作为非文明间冲突而纳
入了文明内部的冲突,但它显然是儒教的汉人和喇嘛教的藏族佛教徒之间的冲突。
  2、《纽约时报》确认,1993年在48个地方发生了约59次种族冲突,其中一半地方
发生的是穆斯林之间或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冲突。59次冲突中有31次是不同文明集团
间的冲突;与格尔的数据类似的是,在这些文明间的冲突中,有三分之二(21次)是穆
斯林和其他文明间的冲突(表1O.2)。
  3、在另一项分析中,鲁思·莱格·希瓦德确认1992年发生了29次战争(1年间死亡
人数达到1,000人或以上的冲突定为战争)。在12次文明间的冲突中,有9次是穆斯林
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同样,穆斯林比属于任何其他文明的人都进行了更多的战争。
            表10.2种族冲突:1993年
       ┌───────────────────┐
       │    文明内部冲突 文明间冲突 总数│
       │伊斯兰    7      21    28 │
       │其他    21*     10    31 │
       │总数    28      31    59 │
       └───────────────────┘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冲突。
  资料来源:1993年2月7日,(纽约时报)第1版和第14版。
  这样三个不同的数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90年代初期,穆斯林较之非穆斯林参与了
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文明间战争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
战争。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
  * 在我于(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没有一句话比“血腥的伊斯兰边界”招致
更多的批评了。我的判断是基于一份有关文明间冲突原因的调查报告,大量不带偏见的
资料完全证明了它的正确。——原书脚注
  穆斯林偏好暴力冲突的倾向亦通过穆斯林社会的军事化程度表现出来。80年代,穆
斯林国家拥有军队的比率(即在每1,000人口中军人所占的比率)和军费投入比率(军
费按一国财富计算的比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同类比率。相比之下,基督教国家军队
的比率和军事投入指数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同类比率。穆斯林国家的这两项平均比率大约
相当于基督教国家的两倍(表10.3)。詹姆斯·佩恩得出结论说:“很明显,在穆斯
林与军国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
  穆斯林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还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在1928年至1979年期间穆
斯林介入的总计为142起的危机中,利用暴力来解决的占76起。在25起危机中,暴力是
对付危机的基本手段;在51起危机中,穆斯林国家在使用其他手段的同时还使用了暴力。
穆斯林国家使用暴力,不用则已,一用便是高强度的暴力,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有41%
诉诸了全面战争,38%为重大冲突。穆斯林国家在其53.5%的危机中诉诸了暴力;而
在其他国家介入的危机中,英国动用暴力的比率仅为11.5%,美国为17.9%,苏联为
28.5 %。在诸大国中,只有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了穆斯林国家:它在其76.9%的危
机中使用了暴力。穆斯林的好战性和暴力倾向是20世纪末的事实,无论穆斯林或非穆斯
林都不能否认。
        表10.3穆斯林国家与基督教国家军事化比较
  ┌─────────────────────────────┐
  │            平均军队比率   平均军费投入比率 │
  │穆斯林国家(n=25)   11.8       17.7     │
  │其他国家 (n=112)   7.1       12.3      │
  │基督教国家(n=57)    5.8        8.2     │
  │其他国家 (n=80)    9.5        16.9      │
  └─────────────────────────────┘
  资料来源:詹姆斯·佩思:(国家为何武装)(牛津:贝西尔·布莱克威尔出版公
司,1990年)穆斯林和基督教国家是指那些其、80%以上的人口信奉该宗教的国家。
             原因:历史、人口和政治
  促成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高潮,以及穆斯林在这些冲突中起主要作用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些战争有其历史根源。不同文明集团间过去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断层线暴力冲突,
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引起了双方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南亚次
大陆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北高加索的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和
土耳其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巴尔干的天主教徒、穆斯林和东正教徒,从
巴尔干到中亚的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遍布非洲大陆
的阿拉伯人和黑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之间的全部关系要么是不信任地共处,要么是
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历史遗留的冲突会被那些认为有理由这样做的人利用和使用。在
这些关系中,历史是活生生的,完整的,并且是可怕的。
  然而,历史上断断续续发生的屠杀本身并无法解释,为什么20世纪末暴力冲突又再
次出现。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毕竟非常
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印度的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也是如此。除由政府造成的少
数明显例外,苏联的许多民族和宗教集团都曾和平共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在一个常
常被称为热带乐园的岛屿上也曾平静地共同生活着。历史并未阻止这种相对和平的关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优势,因此,它本身并不能解释和平被打破的原因。在20世纪的最
后几十年中,一定是出现了其他一些因素。
  人口对比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因素之一。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
经济和社会压力,并引起了抵制。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人口增长较少的集团造成了军事
压力。70年代初,黎巴嫩历时30年的法律秩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什叶派人口相对
于马龙派基督教人口急剧增长所致。加里·富勒指出,在斯里兰卡,1970年僧伽罗民族
主义分子暴动的高峰和80年代末泰米尔人暴动的高峰,与这些集团中15-24岁的“青年
人口膨胀”超过斯里兰卡全部人口20%的年份完全吻合(见图10.1)。一位美国驻斯
里兰卡外交官注意到,僧伽罗暴动分子事实上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据报道,泰米尔
猛虎组织“在依靠娃娃兵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招募“甚至才11岁的男孩和女孩”,
在战斗中被杀害者“有的死时尚不足10岁,仅有少数人超过18岁”。《经济学家》杂志
评论道:猛虎组织正在发动一场“未成年人的战争”。同样,俄罗斯人与其南面的穆斯
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也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重大差异造成的。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的
人口出生率是1.5%,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主要为穆斯林的中亚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为 4.
4%, 80年代末后者的人口净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是俄罗斯的5-6倍。80年代,
车臣的人口增长了26%,而车臣地区是俄罗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它的高出生率导
致了向外移民,并为战争提供了兵源。穆斯林的高出生率,以及从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
的移民,再次刺激了对印度统治的抵抗。
  
  导致前南斯拉夫文明间战争的复杂过程有许多原因和爆发点。然而,导致这些冲突
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在科索沃发生的人口变化。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
自治省,除了脱离权外,它拥有6个南斯拉夫共和国事实上拥有的各项权利。1961年,
科索沃人口中的 67%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 24%为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然而,阿
尔巴尼亚族的出生率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因此,科索沃便成为南斯拉夫人口最为密集
的地区。至80年代,将近50%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年龄在20岁以下。在人口问题的压力
下,塞尔维亚人从科索沃流向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地方以寻求经济机会。结果,至1991年,
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为穆斯林;10%为塞尔维亚人。尽管如此,塞尔维亚人仍将科索
沃视为他们的“圣地”或“耶路撒冷”,它是一些历史事件的遗址,其中包括于1389年
6月28日发生的一场大战。在那场战争中,塞尔维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击败,并在其
后将近500年的时间里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至80年代末,人口对比的变化导致了阿尔巴尼亚族提出科索沃享有南斯拉夫共和国
地位的要求。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政府抵制了这一要求,担心科索沃一旦拥有脱离权便
会如此实行,或者与阿尔巴尼亚合并。1981年3月,阿尔巴尼亚族人中爆发了抗议和骚
乱以支持获得共和国地位的要求。按照塞尔维亚人的说法,阿尔巴尼亚族针对塞尔维亚
人的歧视、迫害和暴力的活动不断增加。一位克罗地亚新教徒说:“70年代末以来发生
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好淫、打斗和屠杀。”这一
事态的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
无法忍受的。”科索沃塞尔维亚人的誓言得到了塞尔维亚境内其他地方的响应,其结果
是1986年发表了由200人签名的声明,签名者有著名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政治家、宗
教领袖、军官,还包括自由反对派杂志《实践》的编辑。声明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
制止在科索沃发生的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根据对种族灭绝所作的任何合理定
义,塞尔维亚人的指控应当说是极度地夸大其辞,然而一位同情阿尔巴尼亚族的外国观
察家说:“在80年代,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
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
  所有这一切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米洛舍维奇则看到了他的机会。
1987年,他在科索沃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活,呼吁塞尔维亚人对自己的土地和历史提出权
利要求。“紧接着,大批的塞尔维亚人——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甚至反共产主
义者——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决心不仅保护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而且要镇压
那里的阿尔巴尼亚族,将他们变为二等公民。米洛舍维奇很快地被公认为民族领袖。”
两年之后,于1989年6月28日,米洛舍维奇带领着100万一2O0万塞尔维亚人回到科索沃,
参加历史上那场标志着他们与穆斯林之间要不断进行战争的伟大战役60O周年纪念活动。
  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和力量的增长在塞尔维亚人中引起的恐慌和民族主义情绪,由于
波斯尼亚的人口变化而进一步加剧了。1961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人口中,43%
为塞尔维亚族,26%为穆斯林;至1991年,那里的人口比率几乎完全相反:塞尔维亚族
人口所占比率降至31%,而穆斯林人口升至44%。在这30年中,克罗地亚族人口所占比
率从22%降至17%。一个种族集团人口的扩张导致了另一个集团的种族清洗。“我们为
什么要杀害儿童?”,一个塞尔维亚族战士在1992年自问自答道:“因为总有一天他们
会长大,到那时我们还得去杀他们。”不那么残忍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当局,则采取
了行动阻止它们的地域被穆斯林“人口占领”。
  人口对比的变化和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长,是导致20世纪末许多文明间冲
突的原因。然而,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冲突。例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战
斗就不能归结为人口。这个问题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历史,因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克罗地亚乌斯塔什分子屠杀塞尔维亚人之前,两个民族一直相对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在
这里以及在其他地方,政治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
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引致了各后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种族和文明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的崩溃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冷战结束时,
共产主义政权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垮台所造成的后果亦不例外。当人们已不再可能自认
为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公民或者南斯拉夫人之时,便迫切地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认同。他
们在旧有的族性和宗教中找到了这种认同。压制的然而是和平的国家秩序在这样的前提
下才能实现:信奉不同上帝的民族不以暴力取代他人的上帝。
  正在形成的政治实体推行民主的需要加速了这一进程。当苏联和南斯拉夫已开始分
裂时,权力精英们便不再组织全国大选。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政治领袖们就会为夺取中
央权力而展开竞争,向选民呼吁建立多民族和多文明的政权,并在议会中建立类似的多
数联盟。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选举首先是以共和国为基础的,这就不可抗拒地刺激
了政治领袖们去进行反对中央的运动,调动本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促进自身所在的共
和国的独立。甚至在波斯尼亚199O年的大选中,民众的选票也是严格地按照种族来划分
的。多民族的改革党和前共产党各自所得的选票都不足10%。穆斯林民主行动党的得票
率为34%,塞尔维亚民主党为30%,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为18%。这个比例大致接近于穆
斯林。塞族和克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进行的第一
次公平竞争的选举中,得胜者几乎都是能够调动起民族情绪,并许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反对其他种族集团、捍卫本民族特性的政治领袖们。竞选提高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并
促使断层统冲突激化为断层线战争。用博格丹·戴尼奇的话来说,当“种族成为民众的
构成成分时”,其最初的结果就是论战或战争。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20世纪结
束时,穆斯林远比其他文明的人卷入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情况是否总是如此?过
去,基督教徒曾杀害其基督教兄弟和大量其他人民。评价整个历史中各文明的暴力倾向
需要广泛的研究,而在这里是做不到的。这里所能做的,就是确认造成当前穆斯林集团
暴力活动的可能原因,包括伊斯兰内部和外部的暴力活动,并将在整个历史中造成集团
冲突更大倾向的那些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与仅仅造成20世纪末暴力倾向的原
因区分开来。可能的原因共有六个,其中三个仅能解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
突,另外三种则既能解释前者又能解释伊斯兰教内部的暴力冲突。同样,其中三个仅解
释了当代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另外三个则既能解释当代又能解释历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倾
向,如果它存在的话。然而,如果这种倾向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那么,其假定原因就不
能解释不存在的历史倾向,因而大概也不能解释已被证明的当代穆斯林集团的暴力倾向。
后一种倾向,只能用在过去几百年里不曾存在的20世纪的原因来加以解释。
         (表10.4)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的可能原因
     ┌───────────────────────────┐
     │       穆斯林的外部冲突   内部和外部冲突   │
     ├───────────────────────────┤
     │历史和当代冲突  地理邻近互不相容       好战  │
     │当代冲突     受害者地位        人口膨胀  │
     │                     缺少核心国家│
     └───────────────────────────┘
  首先,有人论证说,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好
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
德本人就是作为一位坚强的战士和高超的军事指挥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没有人会
这样形容基督或者释迦牟尼)。据说,伊斯兰教的教义指示教徒向非教徒发动战争。然
而,当伊斯兰教最初的扩张逐渐停止之后,穆斯林集团违背了教义,在自己人中间展开
了战争。内部冲突相对于圣战的比率急剧上升。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陈述几
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第二,伊斯兰教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传播到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后又传
播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巴尔干,这使得穆斯林直接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被征
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进程的遗产现在仍然存在。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征服,
城市里的南斯拉夫人往往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却没有,因此产生了穆
斯林波斯尼亚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差异。与此相反,俄罗斯帝国向黑海、高加
索和中亚的扩张,使得它与各穆斯林民族发生了几百年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西方在其权
力相对于穆斯林达到顶点之时提出让犹太人在中东建立家园,则奠定了阿拉伯一以色列
持续对抗的基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陆地上的扩张,导致两者在整个欧亚大陆紧密相
邻地生活在一起。相反,西方在海上的扩张通常没有导致西方人与非西方民族毗邻而居,
因为除了在南非,这些非西方民族要么已臣眼于欧洲的统治,要么已事实上被西方殖民
者大批杀害了。
  造成穆斯林-非穆斯林冲突的第三个可能原因,是一位政治家在谈论自己的国家时
所说的:穆斯林的“不相容”。但是,这种不相容是两方面的,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
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与非穆斯林国家和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类似。伊
斯兰教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而且在这一点上更甚于基督教。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
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其结果是,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
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彼此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较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穆斯林
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要更为容易。例如,华人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在经济上处
于优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们已成功地融入了信仰佛教的泰国社会和信仰基督教的菲律
宾社会。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里并没有出现多数民族集团反对华人的暴力活动的重要
例证。与此相反,在穆斯林的印度尼西亚和穆斯林的马来西亚,发生了反对华人的暴乱
和(或者)暴力活动,华人在那些社会里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敏感的、可能爆发的潜在问
题,而在泰国和菲律宾的情况就并非如此。
  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
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另外三个暂
时而有限的因素,则造成了20世纪末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穆斯林的解释是,西方推行帝
国主义和穆斯林社会在19世纪、20世纪的屈从地位,使人们产生了穆斯林在军事和经济
上软弱无能的印象,因而促使非穆斯林集团将穆斯林视为进攻目标。根据这个观点,穆
斯林是广泛传播的歧视穆斯林思想的受害者,正如历史上曾在西方出现的歧视阿拉伯人
和犹太人的现象一样。阿克巴·艾哈迈德断言:诸如巴勒斯坦人、波斯尼亚人、克什米
尔人和车臣人这样的穆斯林群体,像“印第安红种人一样,是受压迫的群体,他们被剥
夺尊严,被困在用祖先遗留下的土地改建成的居住区内”。但是,穆斯林是受害者的观
点无法解释在诸如苏丹、埃及、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多数民族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
之间发生的冲突。
  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因素或许能够解释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在伊斯
兰社会中缺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为伊斯兰辩护的人常常宣称,西方批评伊斯
兰的人相信在伊斯兰集团中存在一个中心的、搞阴谋的指导力量,它动员和协调伊斯兰
反对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行动。如果批评家们相信这一点,那他们就错了。伊斯兰之所以
成为世界上一个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中心。那些渴望成为伊
斯兰世界领袖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潜在的还有印度尼西
亚,都竞相在穆斯林世界发挥影响。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未处于能够调解伊斯兰内
部冲突的强有力地位;也没有一个能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发生冲突时,作为代表
伊斯兰的权威出面讲话。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此外,15-30岁年龄段
中常常存在的大量男性失业者,也是造成不稳定,以及伊斯兰内部和反对非穆斯林暴力
活动的自然原因。不论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在起作用,单是这一因素就足以解释80和90年
代穆斯林暴力行动的原因。到21世纪30年代,随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和
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可能会随之减弱,
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和强度也会普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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